攻占领地：前期需要通过攻占周围的领地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加收入和兵力。

admin 攻略 2024-09-30 6

在策略游戏中，攻占领地是一种重要的策略，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加收入和兵力。在游戏初期，玩家需要通过攻占周围的领地来奠定自己的基础。

攻占领地的步骤

侦察：在攻占领地之前，需要对目标领地进行侦察，了解其防御力量、兵力分布和资源情况。侦察可以派遣斥候或使用间谍技能来完成。
集结兵力：根据侦察到的信息，确定攻占兵力数量。兵力要充足，以确保能够战胜目标领地的守军。
制定战术：根据目标领地的地形和防御设施，制定合理的战术。可以选择正面强攻、迂回包抄或偷袭等多种战术。
派兵攻占：按照制定的战术，派兵前往目标领地进行攻占。战斗中可以使用不同的兵种和技能，以取得最大优势。
驻扎守军：攻占领地后，需要留守一部分兵力作为守军。守军数量要根据领地的战略重要性和敌方可能的反攻力度来确定。

攻占领地的注意事项

兵力对比：攻占领地时，兵力对比非常重要。如果兵力不足，则很容易被对方击退。一般来说，攻占一方的兵力应至少是守方兵力的两倍。
地形影响：领地的地形会对战斗产生影响。例如，在山地作战，骑兵的优势会减弱，而步兵的优势会增加。
防御设施：目标领地的防御设施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城墙、箭塔和陷阱等设施都可以有效减缓进攻方的攻势。
敌方援军：在攻占领地时，要注意敌方可能派出援军。因此，需要留一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以应对突发情况。
资源消耗：攻占领地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包括兵力、粮草和器械等。因此，需要提前准备好足够的资源。

攻占领地的收益

攻占领地可以带来以下收益：

扩大势力范围：攻占领地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增加领土面积。
增加收入：每个领地都会产生一定数量的收入，攻占领地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
增加兵力：攻占领地可以获得俘虏的敌军士兵，可以补充自己的兵力。
战略优势：攻占领地可以获得战略优势，例如控制要塞、隘口等重要位置。

结论

攻占领地是策略游戏中一项重要的策略。玩家需要根据自身实力和目标领地的具体情况，合理制定战术，才能成功攻占领地，获得更多的收益。

日本南北朝名将楠木正成的历史事实

楠木正成（公元1294～1336年），亦称楠正成，幼名多闻丸，是日本中世纪时期著名的武将。他在推翻镰仓幕府、中兴皇权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家世居河内国赤坂村。父辈时，其家已与河内、和泉、摄津等地土豪联姻，并结成新型小武士团，打击庄园，抵制北条氏统治，故被地方守护称作“恶党”。 1331年元弘之变中，正成参加后醍酬天皇发动的倒幕运动，举兵下赤坂。 1333年据守千早城，大破幕府征讨军，促进各地反幕军的兴起。建武政权建立后，正成以其有功任河内国守、河内、摄津、和泉三国守护及记录所寄人等职。 1336年（建武三年）（阴）二月，叛军足利尊氏军队进攻京都失败，撤至九州，（阴）四月卷土重来。（阴）五月正成同新田义贞所部联合迎击于兵库一带，凑川一战兵败自杀，时年四十有三。正成死后，曾一度被北朝定为“反贼”，后改正。然在南北朝著作中皆受到称赞，或赞之为“智仁勇兼备之良将”、“忠臣义士之龟鉴”（《太平记》），或誉之为“贤才”和“武略勇士”（《梅松论》）。江户时代儒学兴盛，正成的勤王事迹被大加推崇。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出于维护天皇制的需要，对正成其人及其事迹更大力宣扬。不但追赠其位阶至正一位，且建凑川神社以“军神”祭之，并将其事迹写进中小学教材。从此这位历史人物在日本已成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政治民主化，有些著作斥正成为“恶党的叛徒”、“王朝的看家狗”，有一些则回避评论。看来，如何正确评价楠术正成这个在日本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问题，迄今并没有解决，它不能不成为日本古代中世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本文试图以马列主义观点对正成其人其事提出粗浅看法。一、倒幕英雄打倒镰仓幕府，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壮举。楠木正成一马当先投入了这场战斗，打开了缺口，为倒幕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份汗马功劳必须予以充分肯定。源赖朝时代、北条泰时时代已经过去，十三世纪末，镰仓幕府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受庄园领主、庄官、地头、大名主多头层层剥削的下层农民大进破产，纷纷逃亡，有不少变成“山贼”“海贼”，反抗幕府。抗元战争后，得不到恩赏的御家人日益贫困，增长着对幕府不满的情绪。向来不满意幕府的依靠东国御家人政策的非御家人“地侍”和西国御家人，常常闯进庄园，剥夺年贡，从事商业活动，控制交通运输，并把破产农民武装起来，组成新型武士团。有的研究者认为，旧型武士团所关心的就是土地，致力于保持和扩大领地，以拥有众多“家子”、“郎当”为荣。新型武士团除经营土地外，还和中世纪独特的商业组织“座”结合起来，从事商业活动。这种武士团早就发生，至十四世纪初已几乎遍及各地，到处打击庄园，对抗幕府统治，构成幕府心腹大患，因以幕府称之为“恶党”。北条氏加强了其一族的统治，这又激化了幕府统治集团内部集团内部的矛盾，内讧迭起，安达氏叛乱（1285年）之后，又发生了安东氏的叛乱（1332年）。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的发展，尤其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彻底打破庄园秩序、建立范围较广的领国经济。北条氏的守旧政策显然不能满足这种历史要求，而新型武士团的活动则符合了这种历史趋势。楠本武士团具有代表性。相传正成父楠河内入道曾是散所的长者，在从播磨经摄津、河内通往奈良的交通沿线拥有势力，将通往大和的奈良大道的交通要冲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掌握了商业流通路线。有人还推测楠木氏经营辰砂的采掘，因为河内、赤坂素以辰砂产地闻名。这种推测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大抵可看出，楠木氏和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楠木氏世居金刚山山麓一事表明，作为“恶党”，正成很可能和葛城山山脉的山伏、修验者有较深关系。据载，正中之变（1324年）以前，后醍醐天皇（以下简称天皇）的近臣日野俊基，曾经打扮成山伏样子来到大和、河内各地，观察地形，选择适于修筑城堡的土地，收罗反幕武装。从这时起，正成的行动就和天皇的倒幕运动结合起来了，这是完全可能的。 1321:年，天皇亲政后曾进行一些改革，例如宣布撤销除楠叶、大津二关之外的所有关卡；统制粮食价格；强迫京都富户将囤积的大米按公定价格卖与百姓；天皇节衣缩食等。这些改革无疑受到百姓欢迎，也为视野广阔、富有教养的新兴武士正成所赞扬。因此在倒幕运动上，正成和天皇有着共同语言。《临川寺领目录》中，提到1331年，正成曾闯进和泉国若松庄。学者认为这可能像《太平记》所说的，其目的是“搬运军粮”，以之作为讨幕举兵准备的一部分。果真如此，那么正成实际上从这时起就已参加了倒幕运动。正成也是最早公开响应天皇倒幕号召的人物之一。当时的倒幕形势极其严峻，天皇势单力孤，正中之变（1324年）中仅有的武将土岐赖兼、多治见国长等被六波罗军杀死，近臣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被捕。天皇重新拟定讨幕计划，再次企图把反幕的“恶党”、“野伏”组织起来充作倒幕军力的核心，同时动员在睿山和南都僧兵、皇室领庄园武士、因恩赏问题不满幕府的九州地方武士和由足利氏、新田氏代表的对北条氏一族擅权持批判态度的强大外样御家人，以便一举攻占六波罗。未几，计划又泄露，天皇仓皇出走来到山城国笠置山。就在这时正成来到这里参见天皇，表明了倒幕决心，他说，“只要听说正成未死，圣业就会实现，请放心。 ”参见后，立即返回河内根据地，举兵下赤坂。正成充当了武力倒幕带头人角色，这需要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北条氏的日子已经不长了，这可说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甚至像持明院花园天皇这样的人也能看得出来。 1317年他曾说过：“近年来东风已经衰竭。 ”但敢担风险，立即付诸行动却是很难的，大多持观望态度。足利尊氏也好，新田义贞也好，他们站出来反幕都是1333年（阴）五月的事。那个时候，正成已经为倒幕奠立了军事基础。笠置山不久被幕府派来的大军攻占（9月28日），天皇在逃往赤坂城途中被捕送回京都软禁，幕府军转向下赤坂城。（阴）十月二十一日城陷，正成与大塔宫护良亲王巧妙逃出，消失在葛城山山脉之中。 1332年（阴）三月，天皇被流放隐歧，讨幕计划看上去又要成为泡影。实际上，从1331年（阴）十月，下赤坂城被陷至1333年（阴）十一月被夺回，这一年期间，正成和护良亲王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根据敌强我弱斗争形势转入地下，到几内各地秘密串联，重建和扩大反幕队伍。护良亲王的讨幕令旨甚至下达到播磨、纪伊、伊予、筑后、萨摩各地，促进了各地反幕运动的兴起。有一份材料证明，这期间他们同隐岐的天皇也保持着联系，交换情报。据《天野山金刚寺文书》载，（阴）十二月九日，正成在分别给河内金刚寺三纲和徒众的两封信中均署名左卫门尉正成，而在同一天北条氏下达给各国家人攻伐护良亲王和正成的命令中称正成为楠木兵卫尉正成。这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同一天两份文件中正成的官称不同呢？据研究，原来正成在隐匿期间宣称已从兵卫尉升任至左卫门尉了。这次晋升当然不会是幕府执奏的，而是护良亲王奏请任命的，对此北条氏当然一无所知。护良亲王和正成的积极活动取得了不小成果，它扩大了根据地，促进了各地寺院徒众和土豪的举兵。这期间，护良亲王代替天皇发令旨领导倒幕运动，但这只是名义，实质是正成在指挥，他为护良亲王出谋划策。就连京都的花园上皇都认为正成是倒幕运动中的核心人物。他在元弘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楠木的事业很兴旺吧”。经过一年的秘密活动，倒幕形势大为好转。 1332年，正成夺回下赤坂城，翌年一月，赶走了和泉守护和河内守护代，消灭了和泉地头御家人。进而进击摄津，四天王寺一战打败了隅田、高桥两将，此后又战胜宇都宫公纲军，从而一举控制了纪伊、河内、和泉、摄津四国。在正成胜利的影响下，各地纷纷起事。 1333年（元弘三年）（阴）一月，播磨的赤松则村、筑后的原田种昭，（阴）二月，伊予的忽那重清和土居通增投入倒幕战争，倒幕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正成已成幕府首要敌人。一月末，幕府又派来三路大军镇压，号称“百万”，可说是倾巢出动。同时发出悬赏令，说：“杀死正成者授丹波国船井庄，而不问其身份之高低。 ”二月二十二日以来，攻陷上、下赤坂城及其周围支城，正成固守千早城（千剑破城），以其智谋和勇敢把胜利的保卫战坚持三个月之久，直至幕府垮台。三月二十二日，当九州探题的快马驰至镰仓后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金刚山尚未攻下”，可见幕府对这个战役多么重视。千早城好像一颗山巅上的明星，她闪烁着的光芒鼓舞着人们的斗志，于是，三月肥后的菊池武时和阿苏大宫司惟直，四月陆奥的结城宗广相继起事，在全日本范围内掀起第二次反幕高潮。千早城之战拖住了幕府军主力，使赤松氏反幕军和千种氏反幕军有可能联合进攻京都，同时也促使足利尊氏之流乘机而起。无怪乎有人说：“正成在建武中兴中的功绩主要是保卫千早城。从大局来看，保卫千早是最有价值的。 ”正成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倒幕斗争，对幕府的崩溃有决定性意义。和足利尊氏、新田义贞等人相比，他才称得起倒幕英雄。二、智略纵横的名将正成之所以能在倒幕斗争中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除去其他原因，是因为他深诣孙子兵法，有良好的战略头脑和作战指挥才能。相传正成幼时曾师事大江时亲(大江匡房七代之后)，学习《孙子》，深得孙子兵法之妙用。在战争中他.能充分运用孙子兵法思想，往往得以以少胜多、出奇致胜。江户时代以后，在日本有“中国的孔明，日本的楠木”之说，正成被誉为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关系到倒幕事业成败，和中兴命运的全局性战略方针有过两次。一次是1331年（阴）九月，正成举兵前在笠置山同天皇的谈话，一次是1336年（建武三年）四月，向天皇提出的迎击足利尊氏的方案。孙子兵法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就是说要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小心从事。在笠置山当天皇询及“使用什么计谋才能打倒北条氏”时，正成回答说：“草创天下之功就是武略和智谋。若仅以威势而战，虽集六十余州之兵亦难取胜武藏、相模两州幕府军。倘以计谋相争，即使对全部关东武力亦可胜之。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两次失败无足挂齿，不必介意。只要听说正成未死，圣业必能实现。 ”看来倒幕战略正成早已成竹在胸，至于战略内容并未披露，但天皇对此深信不疑，一任正成为之。从以后的行动来看，正成战略主要是打持久战，以守为攻，消耗敌人，以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倒幕力量，待时机成熟便采取攻势。正成最初的根据地在下赤坂城，1331年失守，1332年夺回后改建，在东南葛城山地筑上赤坂城；再南在金刚山西麓、千早川畔筑千早城，并在上赤坂与千早两城之间构筑进深很大的防御阵地，即在扇状高地两翼配置十多个支城（卫星城寨），在千早城周围也配置若干支城，把上赤坂和千田两城寨紧紧包围起来，同占据吉野的护良亲王形成椅角之势，遥相呼应。有了牢靠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增加了主动性和机动性，这样才能粉碎幕府军的进攻。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正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时刻了解情况，密切往意形势的演变，做到“知彼知己”。并以各种方式，包括以护良亲王名义号召地方起事，积极争取反幕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演变，这些都是正成战略措施的组成部分。持久战略获得了成功，虽然经历了艰难险阻，但最终以幕府的崩溃和“中兴”政权的出现而实现了。与正成相比，肥后菊池城主菊池武时则显得缺乏战略眼光，1333年（阴）三月，轻率地进攻博多，袭击探题北条英时而遭到全军覆殁的命运。其次，关于1336年（阴）四月，迎击足利尊氏进攻京都的方案。 (阴)二月，从京都败走的足利尊氏，其军队在九州经过补充，实力大增。（阴）四月，率众二十万踏上进军京都的征途。此时朝廷军主力北昌显家的奥州军已回防奥州，在播磨（兵库县）布防的只有新田义贞所部，两万多人。京都朝廷慌忙召开御前会议。据《太平记》所载，天皇命令正成下播磨，与义贞合兵一处，与尊氏决战。正成分析了形势，提出自己的战略方针。他说：“尊氏既已率筑紫九国之众向京都迸发，势若云霞。我方以疲惫之少量兵力同来势汹涌之大兵力周旋，倘采用常规战法必败无疑。应召回义贞，如上次所为，君王临幸山门，正成仍下河内，以畿内之兵封锁淀川河口，从两翼进攻入京之敌，使其军粮枯竭，如此，敌必将疲惫不堪，乘此机会我方逐渐集结兵力，彼时义贞自睿山，正成自后方来攻，则朝敌一举可灭。义贞也可能有这样想法，即如果连一仗也不打就撤退，人们会认为窝囊，是可耻的，因此要防卫兵库。可战争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胜利，应考虑此时情况，然后决定。 ”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思是说要打主动仗。正成在这里提出的粮食战略，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按此战略部署，义贞军奉天皇固守山门，切断北陆方面粮道，正成封锁住淀川河口，扼制来自漱户内海方面敌之水军，进而从南方进攻，那么，京都则不仅粮道断绝，且腹背受攻，有可能改变此次战役的结局。但是正成的卓越战略在参议藤原忠清的反对下，未被天皇采纳。天皇还是让正成赴兵库会合义贞迎击，结果，这个错误决定造成正成全军覆殁、义贞败退、“中兴”政权立即垮台的严重后果。正成在战斗指挥上也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历次战役他都灵活运用了“兵以诈立”、“强而避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奇胜”、“避实而击虚”、“以近待远，以佚(逸)待劳”等孙子的兵法思想和原则。著名的下赤坂收复战、千早城保卫战、渡边桥天王寺作战以及丰岛滩战役等，都是因地制宜，运用各种不同战术进行成功作战的战例。 1331年（阴）十月，笠置寺陷荡后，正成据下赤坂以五百兵力抗拒“三十万”幕府军，出奇兵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之后秘密撤离。翌年四月初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正成率五百骑突袭下赤坂。首先伏击了守将汤浅孙六所部军粮运输队，夺取了军粮，然后在粮袋里装进武器，兵士扮成人夫，再让别动队伪装追赶驮运的货物。守军见后急忙将“运输队”接到城里，伪装的士兵立即从粮袋里取出甲胃装身，挥舞大刀，齐声呐喊，内应外合，城外兵一拥而入。这样便以诈术、奇袭收复了下赤坂。 1333年正月，正成采取主动出击，消灭了根据地周围幕府地方武装。六波罗急速派来隅田、高桥两军五千兵“讨伐”，该军从摄津渡边桥渡河南下，采取攻势。正成首先集中主力于天王寺以南，将一部兵力部署在渡边桥附近作为诱饵，诱幕军至南方，然后使埋伏在天王寺以南的主力部队转向反击，从两翼包抄过来，激烈地进攻，把敌军通通赶下淀川。随后，又和幕府增援军宇都宫公纲所部周旋。当公纲敢死队进抵渡边桥附近时，正成不予理睬，一退再退。当公纲占领天王寺后，正成便夜夜虚张声势佯攻，弄得敌人彻夜不安，终于迫使敌军撤退。在这次战役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迂直”、“避强”等孙子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得到充分发挥和贯彻。 1333年（阴）二月至五月进行的千早城保卫战，正成以千名守军击败了号称百万的攻城军（实际约二万多人），提供了城寨保卫战术运用的范例。大凡守城战术是凭险扼守高处，采取各种手段打退攀登之敌。正成常用的是投石和射箭方法，有时用稻草人诱敌来攻。（阴）三月五日，敌凭二十丈高(六十公尺)云梯发动总攻，守军则投掷火把，或以水弹（唧筒）射油，烧短云梯，展开了“若决积水于千切之豀（左奚右谷）”的战斗，挫败了总攻。正成并不只孤守城寨，还发动了熟悉地情的“野伏”七千多名，用他们或截断敌之粮道，或神出鬼没袭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千早保卫战。 1336年(阴)一月，京都攻防战中，“诡道”和“避实击虚”战术运用得非常精彩。起先，足利军队打进京都，天皇逃至睿山，中旬北昌氏的奥州军到来扭转了局势。二十七日官军从加茂河滩、鞍马口两个方面进攻，击败足利军。这时义贞按照正成的妙计不在京都布阵，撤退到坂本，并扬言新田、北昌、楠木等七名将领均战死，让几十名和尚到战场寻找“尸体”，足利尊氏信以为真。第二天夜里，正成让数千兵手持火把，装成向大原、鞍马口方向撤退的祥子，尊民中计来追，官军遂从四面八方进入京都，足利军败走。从丹波向兵库方向败走的尊氏，(阴)二月十一日，其先头部队进抵摄津濑川，同来迎击的义贞、显家所部接战，至傍晚未分胜负。稍晚一点到达濑川一丰岛河滩的正成，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不去正面增援苦战中的友军，而急速沿猪名川南下，从神崎向尊氏军后方迂回奇袭，获得了胜利。敌人撤退了，正成又以准确地判断，在六甲山山麓的越水附近设下埋伏。敌人发现中埋伏后大吃一惊，不战自退，队伍大乱，仓皇逃向九州。 1336年（阴）四月，足利尊氏率二十万水陆大军自九州东上。（阴）五月中旬，正成奉命开赴兵库协助义贞迎击。总大将义贞两万多人集中在和田岬一带，迎击尊氏水军。正成率所部七百骑列阵于凑川会下山，迎击足利直义(尊氏之弟）陆军。二十五日，义贞军受两面包围的威胁被迫后撤，正成被正面直义陆军和东面登陆的尊氏水军包围，激战四个小时，众寡悬殊，他和所余七十三骑最后皆自尽，结束了他的勤王生涯。三、倒幕有功，保皇有过想当初，天下人由于不满镰仓幕府的统治而支持了后醍醐天皇领导的倒幕运动。指望新政权关心他们各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满足其要求，但结果事与愿违，大失所望。建武政权建立后，天皇在政权分配上，大力起用诸皇子和贵族公卿，委以重任；对有功武士除个别人外一般则相当冷落。天皇将广阔的北条氏领地的绝大部分攫为皇室所有，竭尽全力恢复贵族寺社曾被幕府夺走的土地所有权和对庄园约统治权。而对大多数武士的土地要求，却未予理睬。天皇还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向西国地头摊派税款和劳力，地头则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农民。建武新政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绝大多数武士极为不满，而且激起农民的愤慨。看得出来，天皇在短短时间内推行这样一系列政策，就是要在天皇亲政名义下，恢复皇室、公卿贵族、，寺社等旧封建主阶级的统治而打击方兴未艾的武士封建主阶级。这是历史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成的“忠诚”的确帮了倒忙。说他是“复旧势力的代表”也好，“历史的罪人”也好，原则上都没有错。但是，对人物的评价应持慎重态度。我认为，建武政权建立后，在政治路线上正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未和天皇苟同。凑川之死，同天皇的政治路线并无直接联系，以下就此略作剖析。上面说过，1338年(阴)二月，足利军队的反击被显家、义贞和正成的联军挫败，退向九州。据《梅松论》所记，就在天皇和满朝文武庆祝胜利，以为此后可高枕无忧、纵情欢乐的时候，正成出人意料地上奏说：“请诛杀义贞，召还尊氏，君臣和睦相处为好，正成愿为使。 ”正成的建议，开始使众皆愕然，旋即遭到了嘲弄。于是正成继续说：“君王能够灭北条氏主要是足利尊氏的功劳。义贞攻陷镰仓也有功，但是现在天下武士都追随尊氏，其证据是就连留在京部的武士也都跟随尊氏去九州，使君主的胜利化为乌有。显而易见，义贞是没有吸引武士之德的。尊氏、直义兄弟在西国整顿之后必将来攻，届时我们没有防御战术。君王虽有千虑，但武略之道还是要相信不才正成之所陈，迫切需要考虑同尊氏的和解。 ”《梅松论》的记载当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正成上奏的内容大体是可以肯定的。说义贞无德，是含沙射影地对天皇的批评，它在暗示，天皇在政治上已经败给尊氏。因为建武政权没有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没有消除社会不安，而尊氏重建武家政权的目标和政策却深得民心和军心。民心军心的向背，单靠军事手段是不能扭转的，更何况军事优势已在尊氏方面。在政治路线上，正成同天皇的分歧早在“中兴”之初就已显现。 1321年（元亨一年），天皇亲政伊始，采取若干开明措施鼓舞了正成，所以他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天皇的倒幕号召，支持了天皇。实际上天皇搞那些开明措施，不过是用来收买人心、笼络不满幕府的武士的一种手段。当打倒了幕府，实现了“中兴”之后，他的本来面目便立即暴露出来。映入正成眼帘的是，天皇的腐朽生活，不合民意的政策，人民和武士的不满，社会的严重不安，还有新田派同足利派的尖锐对立。这一切都使正成目瞪口呆，茫然若失。《太平记古传》载，正成关心人民疾苦，推行善政，办了许多好事。例如，为“拯救贫民”实行轻徭薄赋，允交规定税额的十分之二；为增加地利，发展生产，号召农民挖掘池塘，开发新田，贷给稻种，教导人民在山上广植柳树，在村里栽种桑树，制定有利于人民的善法；同情病人，设法予以医治。 “凡诸政事，皆为人民，而非为己。 ”他对自己从严要求，带头节俭，经常身着麻布衣裳，宴会菜肴仅一汤三菜，平食一汤二菜，住的是结构简单的芦苇房。不摆架子，经常和部下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还一块儿下围棋、象棋，有时在一起演习武艺，狩猎放鹰。加深了同部下的感情，赢得了人民和部下的尊敬和爱戴。所以当他凑川之死的消息传来后，“河内、摄津、和泉、纪伊、大和诸国人民，就像听到亲骨肉死去的噩耗，家家户户都恸哭悲叹不己”。像正成这样的人，怎么能会和建武政府当权派是同一路线上的人呢！1336年（阴）二月，他提出的同尊氏和好的建议及(阴)五月提出的迎击尊氏的方案相继被否定后，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忧郁笼罩着他的精神。他完全了解，“中兴”政权没有给社会带来光明，而现在又丝毫没有改变那些错误政策的可能。人心已经向着尊氏，“中兴”政权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他奉命率部为迎击足利军队前往兵库的时候，对弟正季说：“此次君王之战必败无疑”，“此次正成作为和泉、河内两国守护受命后召集军队，亲族尚有难色，何况国中人乎！此即天下背离君王的佐证。 ”正成奋力以求的是指望打倒幕府后在天皇新政下进行有利于社会的改革，现在希望完全破灭了。怎么办，背离天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只要听说正成一人还活着，则圣运必兴”，这誓言至今仍萦绕耳际。事到如今，看来“活着已经无益”，只有拚杀而死了。有的人认为正成之死是一种“愤死”，以此来消除对天皇的不满。如果真的是“愤死”，那么有的情节就不好解释了。上面提过，正成早已料到这次战斗必败无疑。仅就军事形势来看，敌众我寡，加以官军需要拥有一支足以对抗足利水军的水军，而这支水军当时是不存在的。在估计到这些情形后，正成胸中形成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变地减少自己死亡后的败战损失，保存实力，以期卷土重来和进行持久战。为此他在义贞前来求援的时候，建议义贞要在生田丛林布阵，意图是义贞可免遭包围，伺机撤回东都，保住主力部队，自己所部则死死缠住敌军，承担全部战斗任务。如果是“愤死”，那就很简单，何必再处心积虑地考虑这么多后事！也有的人认为，正成为了扬名后世及子孙的荣耀，才不打算投降尊氏，而走上为天皇效忠死去的道路。这是不符合正成思想实际的错误推理，正成不是那种人。关于正成同尊氏的关系，请看《太平记古传》中的一段记载：尊氏在箱根之役大败义贞而大举西上的时候，曾遣使致书正成，提出给正成以几内、南海十一州之地及近江、伊贺、伊势三国管领之职，换取正成的支持。正成当即回绝说：“请（使者）速归。尊氏兄弟夺取天下的野心，我三年前就己看穿。即使把日本全都给我，我生命在，岂能换义。我毫不羡慕尊氏的不义富贵，厌恶之至。 ”正成之死的真因，从他的一些言论中可以找到。他说：“纳谏用臣，是明君也。共进共荣，臣之道也。不纳其言，不用其臣，则或死或退或隐，是贤臣之道也。 ”又说：“今日方为我方，明日即加入敌方，或今日方为敌方，明日即加入我方，此皆不怀义故也。吾正成以天下之君为主人，以义为己任，心无死生、荣枯、毁誉，从我者宜体此心。 ”甚至他说：“到了末世，即使对待像夏、殷之君也要始终无二心”，“不应只追求功名，要一心为义而死”。这些言论表明，在正成的道德观中，“君臣大义”高于一切。一旦进入君臣关系，不论是非曲直，为臣者对君主都不得怀有二心，被抛弃时要么死去，要么隐、退，即使对待夏桀殷纣那样的暴君昏君也只能如此；为君主效忠、卖命是“君臣大义”之所在，“贤臣之道”的体现。后醍醐天皇就曾大力鼓吹朱熹的“三纲五常”和“大义名分论”，用以激励“朝臣气节”，为他的“中兴”事业卖命。有些学者对正成的“忠义”是不是宋学的“忠义”有争论。在我看来，正成是不是玄惠的门徒，他的“学问”是不是宋学，这个问题无关紧要。重要的事实是，他是一位忠实的儒徒和封建教条的坚决捍卫者。因此之故，正成的悲剧就在于他既不同意天皇的复旧政治路线，又要无条件地效忠天皇，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最后还是违心地但又是自觉地为天皇死去，成为“大义名分论”的牺牲品。楠木正成，有洞察时势之明，有军帅之才，有决行大事之勇。登上历史舞台，短暂六年，兵马倥偬，驰骋沙场。首举义旗，扼赤坂，守千早，以少胜多，促进反幕军兴，奠立倒幕基础，军功卓著。为人品德无可非议，爱民爱军，不贪富贵，不计名利，无个人野心，远胜尊氏、义贞。然而儒家说教、封建忠君观念、武士道思想迷住心窍，自觉地但又是违心地为后醍醐天皇死节，在路线是非上打了败战，为历史的发展帮了倒忙。对正成，不同朝代，不同人士评价各异，有褒有贬。褒则捧之为“大忠臣”、“军神”，贬则毁之为“反贼”，大抵这些都

请问日本历史上德川家康，丰臣秀吉，织田信长的关系

德川家康日本江户幕府创建者，第一代将军。三河国（今爱知县东部）冈崎城主松平广忠之长子。 1566年敕姓德川。 6岁起先后为尾张国大名织田信秀和骏河国大名今川义元的人质。 1560年今川在桶狭间之战中战死后回冈崎。 1562年与信秀之子织田信长结盟，势力大增。后经略三河，镇压一向宗起义，蚕食今川义元领地，攻占远江，并吞骏守。 1582年信长被部将明智光秀杀害后，拥立信长之子信雄与丰臣秀吉对立。双方战于小牧。后言和。 1590年协助秀吉灭北条氏，成为控制关东八州的大领主，移驻江户（今东京）。 1598年秀吉死后，成为五大老（最高行政长官）之首。 1600年经关原之战打败石田三成等，掌握全国政权。 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建立江户幕府。 1605年让位其子秀忠后，仍亲裁国政。 1614～1615年经大阪冬、夏两役，灭丰臣氏。 1616年3月任太政大臣。执政期间，建严密控制各地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确立新军制，奠定幕藩体制基础。德川家康（1541—1616），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541年生于三河国冈崎，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之长子，原姓松平氏，初名元信，后改名元康，最后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发迹于三河地方的一个土豪，在战国时代逐渐上升为战国大名，到松平广忠这一代时，松平氏已有整个三河国。但其国被夹在势力较强的两个大名尾张的织田氏和骏河的今川氏之间，地位很不巩固。 1547年松平广忠与尾张的织田信秀作战，为请骏河的今川义元援助，将六岁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质，但中途被织田氏所夺，监护在热田有两年之久，一说被扣在那古屋。在此期间，其父广忠被自己的近臣暗杀。 1549年松平氏与织田氏讲和，德川家康返回冈崎，仅十日又作了今川氏的人质。八岁至十九岁这十二年间，德川家康作为人质住在骏河。 1560年桶狭间之战，织田氏大败今川氏，今川义元阵亡。从此德川家康摆脱今川氏而独立，1562年与织田信长结成同盟，开始全力经营三河。由于他求成心切，采取过激措施，激起了1563年三河国全境的一向宗起义。经过他近一点的攻战，残绘地镇压了起义后，才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地。 1568年德川家康的同盟者织田信长进入京都，迈出了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这时已在三河打下了坚实基础的德川家康开始采取东进政策。 1570年他联合织田信长在妹川打败浅井氏、朝仓氏，将治所迁往滨松。但这时武田信玄也想夺取全国政权，为扫清进军道路上的碍，屡次出兵远江和三河。 1572年10月，武田信玄率四万五千人大举进军京都。德川家康闻讯率自己所部及织田信长援军一万余众迎战于三方原。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且用兵之妙信玄又略高一筹，结果德川、织田联军大败，死伤千余，德川家康逃回滨松。此役德川家康虽然打了败仗，但武田信玄却十分佩服德川军的勇猛顽强。武田信玄的猛将马场信秀事后对信玄说：“看了三河军的尸体，面朝我军倒下的都是脸朝下，面向滨松倒下的都是脸朝上，这说明这些士兵都是向前冲杀时战死的，因想逃跑而被处斩的一个也没有。 ”据说德川家康就是经过此役而取得了“海道一雄”的名声。此后德川家康一面与武田氏对抗，一面加强内建设。 1575年5月，联合织田氏于长筱之役大破武田胜赖，1581年陷远江的高天神城，把武田氏驱逐出远江。翌年随织田氏灭掉武田氏，拥有了骏河。 1582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信长一死，围绕政权落入谁手的问题各大名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本能寺之变时德川家康正在界市，因急取近道经伊势返回三河，才免遭危难。德川家康返回冈崎后，发现中央的实权已被丰臣秀吉夺去。为了积蓄实力准备将来与丰臣秀吉分庭抗礼，他更加坚定了东进的决心。不久发兵占了甲斐，同时把手伸进了信州。至1583年前后，德川家康已先后把三河、远江、骏河、甲斐、南信浓五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东海道地区兵农分离进行得很缓慢，还没有象大内氏还没有象大内氏和北条氏那样形成大名的城下町，家臣和自己的封地还紧密地联在一起，因此要控制家臣必须牢牢地控制住土地。鉴于这种情况，德川家康当时对所属家臣一律采取给予封地的形式，通过土地这个纽带来控制家臣。这一时期德川家康也很重视发展内的工商业。早在三河国时他就把三河的小山新市作为“乐市”，免除各种税役。迁入滨松后，他又整顿了各种工商业团体。征服甲斐后，统一了通过甲斐全境的度量衡，招揽外地商人到三河、远江进行贸易。通过这些措施，德川家康不仅稳定了对新地的控制，而且增强了经济实力。此后丰臣秀吉步步推进国内的统一，不久当上了关白和太政大臣，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之间也很自然地变成了近似于主从关系的一种关系。丰臣秀吉征伐九州时，德川家康未被征调，摆脱了一次巨大的消耗。但1590年征伐小田原时他参加了战斗。北条氏灭亡后，德川家康被封于关八州，年贡260万石。 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离开五国迁往江户现东京，从此采取一系列措施，权利经营关东。首先，采取新办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户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辖地和封地在一万石以下的下级家臣。万石以上的高级家臣配置得尽量远些，分布的密度是关东的西南部略稀，东部与敌对性大名接壤的边境地带较密。显然，这样配置是一种临战体制。而且他在进入关东的同时，便决定将封地换算成产量发给家臣。这些措施对进一步控制家臣，巩固关东新地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德川家康为了调整农村中的租佃关系，稳定新地的秩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检地。其具体办法是，在土地登记册上，在隶属农民登记人姓名的右上方标上人名肩书，表明该人耕种的土地其有权是属于哪个名主的。这样做，是既承认身为主的名主的土地有权，使其负担交缴年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租佃者尚不稳定的耕作权。这种措施对治理关东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得策的。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发展内的工商业。为了解决陆路运输和吸引外地商人来江户经商，从江户和周围农村征调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马役。为了解决水路交通问题，组织人力挖掘沟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户城下。又指定专人管理国内的度量衡；委托从旧地跟来的土豪式商人发展江户的市区建设和对工商业进行管理；1592年以后，铸造了号称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以促进货币流通。随著江户建设的步步进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户。德川家康对关东的建设，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和巩固的根据地。 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是五大老的首。 1600年，他进攻上杉景胜。接著于当年9月的关原之战打败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国政权。 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同年，他在江户开设幕府。 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秀忠，退居骏府城，但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著军政实权。 1615年5月大今大阪之役，灭掉丰臣秀赖，实现了所谓的“元和偃武”。 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 4月17日死于骏府城，终年76岁，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谥正一位，受东照大权现的敕号，后改葬日光山。日本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大名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实现国家统一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对统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认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顺应了时势，举措得宜的。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捷足先登，抢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当时大局虽然对他很不利，但这时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和实力已非昔日的织田信长与他的关系可比。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动。 1584年，德川家康应织田信雄之请，与丰臣秀吉战于小牧、长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种有限行为。长久手之战，德川家康打败了丰臣秀吉的一个支队，打死了丰臣秀吉的勇将池田信辉，迫使丰臣秀吉以相当有利于他的条件讲和，这对全国都很有影响，丰臣秀吉对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队编入渡海战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运，其实这是德川家康运用自己的实力和采取巧妙的策略得来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使丰臣政权和西南大名损失惨重，而德川家康却在和平建设中积蓄了财力，壮大了力量。这些变化是丰臣氏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转折点。注意内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内治是和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溶为一体的。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每占一地，总要对新地的统治加以整顿，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大版图。夺取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保持丰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强化封建秩序的措施。一是没收和削减敌对性大名的地，充实幕府的经济基础：德川家康没收了87个敌对性大名的地，总收入量为414万石一说没收了90个大名的地，减封了三个大名的地，总收入量为207万石一说减封四家大名地。其中的3/4转封给自己的功臣和亲近大名，其余的1/4划为德川氏的直辖地，再加上甲斐、信浓、美浓、近江、越前、佐渡、陆奥南部等地区的直辖地，总收入量达6万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还把佐渡、石见、伊豆等地的重要矿山和京都、大、奈良、骏府、长崎等重要城市和港湾地划为幕府直辖。这样，幕府就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重要财源。二是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据对幕府的向背，把全国的大名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他的儿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这一类叫做“亲藩”；第二类是忠于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这叫做“谱代大名”，“亲藩”和“谱代”是幕府政权的支柱；第三类是关原之战前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战时曾忠于丰臣秀吉战后降服的大名，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外样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种类型的大名混杂相间，使亲藩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其次，为了加强对武士的统治，树立幕府的权威，又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其要旨是奖励文武、诫逸乐奢华、守节、严阶级即服饰、乘舆的等级规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缮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结党，但最主要的是规定了大名的“参觐交代”制。按规定，全国外样大名分为东西两半，半住江户，半住地；每年4月为东西两半部大名的交代时期对谱代大名另有规定，大名的妻子须常住在江户，事实上作为人质，大名依地位带侍从，构成“诸侯行列”，按期到江户参觐交代。由于“诸侯行列”人数众多，往返于江户和地之间的耗费十分巨大。因此这一制度不仅可以使幕府实№上把江户交代的大名作为人质而加以控制，还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财力，使之无力叛乱。与此同时，德川家康还进一步推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个日本社会划分为身分世袭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内部又贯穿著纵的主从关系。最后，在1615年还针对皇室、朝廷、寺社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和五山十刹的法度。这样，以身分制为核心，以幕府为政权的中枢，上对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侣、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这个体制来统治全国。第三，在对外事务方面，德川家康不是个完全的锁国主义者。创立幕府后，他立即遣使朝鲜，并于1608年恢复了和朝鲜的邦交。与此同时，又积极谋求与明朝的间接贸易。他出于对军物资和生丝贸易需要，创立幕府后的初期，对发展与西欧各国的贸易也很积极。 1608年，他聘用英国人三浦安针为外交顾问、贸易事务官，并向他学习世界知识、天文和数学。他甚至默许基督教的传播，后来因感到危及日本传统的封建统治，又加以禁止。 1612年，幕府在直辖地首先颁布禁教令，翌年便把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 1615年起，进而对朱印船贸易也严加限制。第四，德川家康大力提倡文治。他十分好学，喜欢读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经史典籍，鉴于字镰仓幕府以来佛教势力已与庄园制紧密结合的事实，他在创立幕府前一直抑制佛教，推崇儒家思想。创立幕府后，他认为庄园制已彻底摧毁，佛教因失去旧的经济基础和遭到沉重的政治打击也已衰落，这时恢复佛教的威信，对巩固新政权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因此晚年逐渐扶植佛教，与名僧探讨各宗的佛法，日益趋于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德川家康一生的最大业绩在于他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把日本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创的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维持了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这给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庄园制时代略好一点的社会环境。但是，德川家康所改组和强化的日本封建制度，仍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严格的身分制度把每个人都死死地固定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推动海外贸易并非要民间贸易自由发展，走上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经济的要，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其范围只限于由极少数幕吏、大名、特权大商人所把持的官方贸易，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就立即加以取缔或限制。 1612年颁布的禁教令，实际上是德川幕府政治锁国的开始，从1615年开始对朱印船贸易的限制，则是一种部分的经济锁国，是德川幕府后来全国锁国的先声。此外，德川家康晚年推行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对日本人民的思想起了很坏的束缚作用。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