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劣势：同样，将军也应正视自己的不足，如缺乏实战经验、补给短缺、军备落后等。

同样，将军也应正视自己的不足，如缺乏实战经验、补给短缺、军备落后等。

缺乏实战经验

缺乏实战经验是将军的一大劣势。实战经验能够提升将军的战场指挥能力，使其能够在战场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缺乏实战经验的将军往往会犯下一些低级错误，导致部队损失惨重。

补给短缺

补给短缺也是将军的一大劣势。补给短缺会导致部队战斗力下降，甚至导致部队全军覆没。缺乏补给的将军往往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难以取得胜利。

军备落后

军备落后也是将军的一大劣势。军备落后的部队战斗力往往较弱，难以抵御敌军的进攻。缺乏先进武器装备的将军往往会处于劣势，难以取得胜利。

如何克服劣势

将军要克服劣势，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 虚心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指挥能力。
• 积极储备物资，保障部队的补给。
• 大力发展科技，提升部队的武器装备水平。

只有克服了劣势，将军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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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和川军以及桂军相比，究竟谁强谁弱？

在我国军事领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无湘不成军”、“无川不成军”、“无桂不成军”。 这几句话讲的是湘军、川军、桂军或者说是湖南四川广西籍的士兵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作用。 抗日战争中川军湘军桂军曾一起联合抗击日寇，保卫国家，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实在抗日战争前的1921年川军湘军也曾联手，但这次联手并不是民族存亡的救国之战，而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 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1921年夏秋之际的川湘鄂战争。

1921年正值民国十年。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 当时全国范围内最有实力的军阀群体为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皖系军阀。 彼时的直系军阀占据了直鲁豫地区，又夺取了湖北、江西、绥远、江苏、陕西等省，势力极其强大。

而彼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就属于直系军阀系统。 王占元这个人庸庸碌碌，但敛财却是一个好手。 他本人天性贪财，而他自称自己是“白虎精投胎”，其非常善于搜刮钱财，在地方任上采用垄断军需物品的生产、私自开设钱庄倒卖黄金、倒卖铜元、设立公司出售皮件等手段花式敛财。 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专横的武夫，在军队管理方面，也肆意克扣军饷。 总之一切可以敛财的方式他都想方设法的做。 而王占元在湖北督军任上横征暴敛，引起了湖北士农工商兵各阶层人士的不满。 湖北的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倒王运动”，驱逐王占元。

1921年7月，湖北“倒王运动”领袖李书城致电湖北的两个邻省四川和湖南，希望他们出兵援鄂驱逐王占元。 湖南督军赵恒惕认为有机可乘，出兵可以并吞湖北地盘，同时还可以借机扩大湘军的影响力，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武汉三镇可是全国前五的大城市，港口航运汇集，货物贸易繁盛，同时当时的武汉三镇也是内地轻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一块大肥肉。 而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唐式遵等人互争地盘，打得不可开交。 正好这时湖北人联络出兵驱赶王占元，正中这些四川军阀的下怀，他们都想借此机会向外扩张，减少四川省内的内斗。

1921年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一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

7月21日，湘军的两个师由岳州（今湖南岳阳）进攻湖北，王占元闻讯后急令鄂军第十八师的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

7月25日，王占元调鄂西军往蒲圻（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布防组织防御。

7月29日，湘鄂战事开始，湘军第二师鲁涤平在羊楼峒部击败鄂军朱大霈旅。

7月31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击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

8月3日，孙传芳督第二师夺回赵李桥，击败湘军。

8月5日，湘军右翼击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今湖北通城）。

8月6日，中路防守的孙传芳实在顶不住了。 湘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战斗力旺盛。 最关键的是，孙传芳没有援军，孤军顶了整整8天，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而援军却杳无音讯。 万般无奈之下，孙传芳为了避免全军覆灭，只能选择撤退至蒲圻。 至此，湖北防线中路的门户大开。

那么，王占元为什么不派出援军增援孙传芳呢？

原因很简单。 湘军三路出击，王占元能用的部队都顶上去了，手里除了一个卫戍武汉的警卫团以外，再也调不出部队。 当然，王占元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作为直系长江三督之一，他当然要向直系高层求救。 说白了，就是向直系大佬吴佩孚求救。 而吴佩孚在接到王占元的求救电报后，也立即派出直系主力第25师前往湖北，并且任命25师的师长萧耀南为援鄂军总司令。

第25师无愧是直系精锐，7月27日抵达孝感，7月31日进抵武汉。 王占元大喜，他立刻请求萧耀南率部增援羊楼司的孙传芳。 当时的形势，只要第25师到羊楼司前线，那么湘军必败。 一个孙传芳已经让他们手忙脚乱，加上一个萧耀南，湘军肯定扛不住。

可是，怪事出现了：一直行动迅速的直军第25师，到了武汉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 萧耀南借口钱粮不足，就是不肯开拔去前线。 王占元很快给25师补充了给养，但萧耀南还是借口天气太热，不肯开拔。 不管王占元怎么说尽好话，萧耀南就是一步都不离开武汉。 萧耀南为什么不进军？原因很简单，因为吴佩孚授意他，“坐山观虎斗”，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王占元下台。

王占元瞬间都快崩溃了。 8月6日，他接到孙传芳抵挡不住的电报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在湖北军政联席大会上宣布辞去湖北督军的职务，黯然下台，告别湖北。 8月7日，王占元被迫通电辞职。

眼见湘军赶跑，吴佩孚麾下的第二十五师萧耀南部立即入驻武昌，9日王占元被北京政府免职，11日王占元离武昌东去，因为他与张作霖过从甚密，所以他携带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离去之后，吴佩孚假意要和湘军和谈退军。 他故意散布疑云，拖延时间，为自己的主力部队集结赢得时间。 待吴军集结完毕之后，在和谈上吴佩孚和湘军督军赵恒惕撕破脸皮，双方继续开战。

8月22日，直军和湘军在军事要地汀泗桥展开激战。 直军装备精良，炮火优势明显。 湘军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被直军炮火打得抬不起头，寸步难行，一时之间，形势岌岌可危。 已经上了火车，准备返回长沙的赵恒惕见到这个情况，不得不暂时放弃回去的计划，亲自到一线，组织了敢死队，并给每人20大洋的犒赏，让他们冒着炮火前进。 此举果然奏效，湘军一举夺下直军阵地，并缴获直军的机枪4挺。 直军被迫后撤，虽然湘军伤亡也不轻，但赵恒惕还是满意这个战果，然后坐火车返回了长沙。

但是直军于8月23日大举反攻，湘军猝不及防，汀泗桥阵地被直军夺回，双方伤亡都不小。 24日，湘军反扑，依仗优势兵力，再次击败直军，夺回汀泗桥阵地。 双方在汀泗桥展开拉锯战，汀泗桥简直成了血肉磨坊。 25日，湘军包围了直军主力一个旅，但因为争夺直军的武器，湘军自己内讧了。 直军趁机反击，湘军大败，向蒲圻和赵李桥方向撤退。

在这个关键时候，一直在观望的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收了吴佩孚的5万大洋，看到湘军又败，便临阵倒戈，归降直军，导致湘军右翼也惨败，不得不往通城方向撤退。 吴佩孚则抓住战机，命令海军在金口决堤放水，水淹湘军，导致湘军左翼也无法独立支撑，只能由嘉鱼往临湘方向撤退。 至此，湘军左中右三翼都遭到惨败，全线撤退。

赵恒惕这回慌了，不得不再次赶到前线，亲手枪毙了两个擅自撤退的团长，又花了大把银元，这才暂时稳定了湘军，稳定了前线。 此时，另一个危机产生了——湘军的子弹不够了。

湘军连番和鄂军、直军交手，已经疲劳到了极点。 可直军的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开往湖北，海军更是已经威胁到湘军的后路。 在这种情况下，赵恒惕明白，自己很难打赢对直军的战争。 他迫切希望结束了粤桂战争的陈炯明能迅速来增援自己，陈炯明也确实不负赵恒惕所望，迅速集结了粤军里的湖南部队，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交给洪兆麟指挥，立刻支援湘军。

可是，时间不赶趟，粤军的增援已经来不及了。 8月28日，在7艘军舰的掩护下，北洋军第48混成旅，鲁军第1混成旅，鄂军第4混成旅总计2万5千人马，乘坐舰船，绕开前线正在和直军对峙的湘军主力，直奔岳州而去，抄袭湘军的后路。 赵恒惕没有海军，江防薄弱，根本无法阻止直军的偷袭。 当天下午4点，直军海军抵达岳州，岳州守军只有不到两个连，面对直军海军的炮击和2万多直军精锐，根本无法抵抗，仓皇出逃。 岳州不战而下，本来在岳州督战的赵恒惕，也放下总司令的架子，连忙在卫兵的掩护下，逃往长沙。

虽然吴佩孚打赵恒惕打得非常顺手，眼看就要大获全胜，打下湖南全境了，甚至有望统一南方，完成袁世凯和段祺瑞都没完成的心愿。 没想到，吴佩孚自己的后院却起了火。

奉系张作霖越来越嚣张，奉军大举进入关内。 吴佩孚得到情报，在关内的奉军已达7万之众，甚至超过直军在直隶的驻军。 面对这种情况，直系大老板、吴佩孚的顶头上司曹锟曹三爷却一让再让，这让吴佩孚非常焦虑。

吴佩孚屡次求见曹锟，并进言道：张作霖乃一土匪，如果曹使步步退让，会增长他的气焰，对我方不利。曹锟感慨道：我何尝愿意妥协退让，可南方战事紧张，你又时常不在，我如何强硬？

面对曹锟这样的说辞，吴佩孚无可奈何，只有下定决心，尽快结束湖南战事，早日抽身北上，对付越来越嚣张的张作霖。 所以吴佩孚尽快和湘军议和，从湖南顺利抽身。

就在吴佩孚和湘军议和完毕，准备北返之际，一直被王占元和吴佩孚忽略的川军却仍在鄂西。

早在1921年7月湘军大举入鄂驱逐王占元之时，正在湖南的川军将领熊克武就在联络川军援湘，刘湘正欲向外发展，乃组织援鄂军。

8月9日，四川援鄂军占领建利县。

8月12日，吴佩孚到达汉口掌握了湖北，湖南督军赵恒惕向川军求援。

8月17日，刘湘任援鄂军总司令，但自己并未出川，但懋辛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潘正道为鄂西总司令，令川军沿长江进攻湖北。

8月19日，川军占领川鄂交界的重镇巴东。 同时川军沿长江向湖北各地推进。

9月3日，川军占领宜昌对岸之葛道山，川军、鄂军在宜昌城外激战。

9月11日，鄂军直军组成的联军打退了围攻宜昌的川军。

9月12日，川军第二次进攻宜昌，再败鄂军，但仍未占领宜昌，吴佩孚向川军商和被拒。

9月13日，吴佩孚亲率援军到宜昌督战。

9月14日，吴佩孚乘坐楚泰舰赶往前线督战，指挥部队奋力击退先期威胁宜昌的川军，可未等直军喘息，川军南路一部又进抵宜昌附近的磨盘山，宜昌再次告急。

9月18日，吴佩孚在长江北岸架炮轰击南岸川军，南北两岸川军被迫撤退，9月22日宜昌之围遂解。

9月25日，援鄂川军退驻南沱溪。

10月11日，川军退出湖北巴东，13日鄂军夺回利川，11月16日，川军退出湖北建始，24日退出施南。 11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 12月21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与刘湘代表议定了川鄂媾和约十七条。

1922年1月，刘湘与孙传芳结为兄弟，定下相互援助的密约，川军退回四川，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刘湘不再外图。

民国十年的这次川湘鄂战争以川军和直系军阀的讲话而告一段落。 在整个过程中，吴佩孚的直军部队利用本方武器装备和人数的优势先后击败湘军川军，获得胜利。 但整个战役都只是军阀混战的缩影，湘军和川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完全释放。 如果川军湘军有同样的装备和后勤补给，不见得战斗力会输给直军。

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 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 共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 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 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 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 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 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一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 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 又该送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 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部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 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 。 ……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 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 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学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象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 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井兵了，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 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清”。 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 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 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 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 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 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 ”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 “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 ……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 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辑，视为具文”。 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 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 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谈不成，又空喊作战。 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奸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 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占极少数。 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 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 孰奸孰良，竟莫能辨。 ”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 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 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 ”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 ”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胜于防寇”！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 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 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 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了一个八品衔的官员。 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开鲍鹏都参与在内。 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 ”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 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 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 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 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 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 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退之徒乘机而起”。 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调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 但是失败，那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 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1840年6月至1842年8月进行的中英鸦片战争，是英国政府蓄意挑起的一次海盗式的侵略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英国仅以二十九艘军舰、八十艘辅助舰船，以及一支一万余人的陆军部队，竟把拥有四亿人口和八九十万常备军的清王朝打败了。 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以致英军所要攻占的城池要塞，无不计日而下；清王朝虽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良将，动用了可能动用的武器装备，也未能打过一次胜仗，或守住过一个重要阵地，或收复过一个城镇。 英军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不及五百人，连同死于疫病和舰船失事的在内，总共约二千人，被击毙的最大军官为中校。 清朝方面死亡的将弁兵勇约在二万上下，阵亡的大员计有钦差大臣一名，副都统二名，提督三名，总兵六名。 至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国防设施的破坏、国家军费的开支，更是无法数计，单大炮一项，就被英军掳去三千多门。 清朝在战争中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最后还不得不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开辟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元（连同广州等地的赔款，共达二千八百多万元）。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得如此之惨，认真分析和探讨其原因，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英国力对比以及中国战胜英国侵略的可能性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科学昌盛的资本主义强国。 它的幅员虽只及中国的三十六分之一，人口仅及中国的十六分之一，但它的殖民地附属国遍及世界各大洲，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当时的中国则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没有工业，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在封建主义桎梏下，长期停滞不前。 满汉地主贵族统治着中国，政治反动腐败，对外闭关自守，科学文化遭到窒息，国势与英国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 与各自的国势相适应，中英双方在军事方面的差距也十分明显。 当时英国共有军队十四万人，连同担任内卫任务的六万国民军在内，总共不过二十万人。 这支军队数量虽不大，但有实战经验，尤其富有对外侵略的经验；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间，英国有八十五年在进行战争，其中除十年系国内战争外，其余七十五年是在国外为争夺霸权和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进行战争。 鸦片战争时的英军已经是一支初具现代规模的多兵种合成的资产阶级军队，陆军中已有步兵、炮兵、工兵的分工。 海军拥有五百余艘舰艇，大的军舰有三层甲板，安炮多达一百二十门。 但是，所有军舰都尚未装备蒸汽机。 这时英国的火炮技术已相当发达，炮身重量从几百、几千直到万余斤不等，炮弹有实心弹、霰弹和爆炸弹，重量从几磅、十几磅到六十余磅不等。 不过，火炮也还是滑瞠前装药的。 步兵已普遍使用步枪，基本还是滑瞠、前装药的燧发枪（只有少数部队装备了用雷管击发机的布伦司威克式步枪），有效射程在三百公尺左右。 军官和士兵有较高的文化技术知识，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 清王朝自十七世纪中叶统一中国之后，长期未进行过大的战争，承平日久，军备废弛。 这时全国约有八、九十万常备军，其中八旗兵二十余万，绿营兵六十余万，数量远较英国为大，但军制和武器装备都很落后。 八旗兵是满族的部落部队，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兵也是世代相袭的职业兵，平时分散于各营汛，忙于差役，很少训练，战斗力极为有限。 清军虽也设有水师，但只在内河或近海活动，主要用于缉捕海盗，最大战船安炮不过十门。 清军冷热兵器并用，士兵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使用刀、矛、斧、戟等冷兵器，只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装备有鸟枪、抬枪等简陋火器。 火炮由各地雇请匠人铸造，质量低劣，规格不一，种类繁杂，全系滑瞠、前装药，使用实心弹，按编制每千人配备十门。 总之，无论军队素质与武器质量，清军都大大落后于英军。 不过，鸦片战争并不是英国倾其全力进行的以征服中国为目标的一场全面战争，而仅仅派出了万余侵略军、以迫使清王朝屈服为目的的有限的局部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是被侵略者，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清王朝抵抗外国侵略，能够激发起官兵的敌忾心，并取得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而英军则出师不义，遭到本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反对。 清军在本土作战，可以依托预先设置的国防工事，地形熟悉，补给方便；而英军远离本土，交通阻隔，指挥不便，祁给困难，人地生疏，水土不服。 因此，英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素质方面的优势，可以因上述不利条件的制约而受到抵消和减杀；而清军在武器和军队素质方面的劣势，完全有可能用兵力上的优势以及有利的地理、社会条件而得到弥补。 由上看来，清王朝只要能正确地认识和估量敌情，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英国侵略者是完全可以被战胜的。 那末，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主观上犯了哪些错误呢？不了解敌人 对敌情判断失当英国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贩子胡夏米，沿中国的海岸自南到北地作了一次战略性的侦察航行。 1834年9月，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曾指使两艘军舰强行闯入虎门，直抵黄埔、广州；1835年7月，胡夏米正式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使用武力，他根据侦察结果作出判断，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 他在报告中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以及发动战争的季节等都提出了具体建议。 1838年7月，英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装侦察。 长期以来，英国政府还通过商人、传教士等，深入中国内地，进行广泛的活动，并搜集了大量的军政情报。 因此，当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特别是在虎门销毁鸦片以后，英国侵略者就把它视为挑起侵略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贸易闸门的良机。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当年4月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的密信中就说：中国严禁鸦片，“乃是陛下政府对过去所受一切损害取得补偿的最好理由，这是把我们将来和这个帝国的商务安放在稳固而广阔的基础之上的最有希望的机会”。 一个曾到过中国十六次的商人讲得更为露骨，他说：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成，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收。 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 1839年9月1日，英国内阁终于根据鸦片巨商和对华贸易集团的意志，“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向中国进行武装讹诈和侵略。 英国政府正是根据多年来通过上述各种途径与手段所获取的大量情报，识破了清王朝的纸老虎本质，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准确的判断。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十分自负地写道：“陛下政府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海军数量很小，其性能与装备极端无用；因此，上面所说的行动（指到中国沿海占领岛屿、封锁港口、扣留商船等——引者），可以用很小的兵力就执行成功，这兵力远较就其活动的漫长海岸线及其任务规摸初看起来所需要者少得多。 ”这就是英国政府之所以敢于以一支为数不大的陆海军，远涉重洋，对拥有四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 可是，中国对英国的情况了解得又如何呢？清王朝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长期以来，它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视外国为“蛮夷”，拒绝一切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入。 因此，清廷同西欧各国进行贸易虽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但都是外国人到中国来，而很少有中国人到西欧去过，更谈不上对西方列强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林则徐是较早注意了解世情的人物之一。 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说：“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 不过，由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他对西方列强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对英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了解也甚为肤浅，因此，所作的判断往往不够准确。 林则徐在严厉禁烟的同时，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战备措施，但其目的是为了堵截鸦片走私和防止英国军舰和武装商船的武装挑衅。 对于英国政府1839年10月1日作出的决定和1840年春派遣侵华远征军的行动，林则徐以及整个清王朝既没有获悉这方面的战略情报，也未作过类似的分析、判断。 1839年9月，林则徐在分析英国情况后得出结论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该夷别无伎俩，即使私约夷埠一二兵船，如前此律劳卑、马他伦之类，并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至粤洋游奕、虚张声势，亦惟严防各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 ”至偏僻港口，该夷大艘断不能行，而三板小船，应须防其阑入。 ”这就是1839年秋林则徐对英军入侵方式和规模的分析判断。 1840年2月，林则徐听澳门葡萄牙人传说，英国从本国和孟买各派出兵船十二只，不久即可到达时，还武断地斥之为“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 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涉远而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能不制其死命”直到1840年4月底，美国代办领事哆喇哪在向林则徐的禀报中提到：“现由英国及本国有新闻纸到来，内云：英国限于本年五月前后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 ”本来，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情报，但仍未引起林则徐的重视和警惕。 他在复文中批驳道：“禀内妄称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等语，实属胆大妄言，荒谬已极。 试思港系天朝之港，岂英吉利所能封？且尔米利坚并非英夷属国，何至一闻该夷不许船来之言，尔即如此着急乎？如果尔等甘听英夷指挥，五月前后不敢贸易，天朝官府正喜得以省事，岂此等谣言所能恫喝耶？”“若竟不知好歹，转代英夷张大其词，恐亦自贻后悔而已。 原禀掷还。 ”态度既傲慢又颟顸。 直到6月中旬，英国舰队已在来华途中，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运载鸦片。 好夷借以扬言恫喝，以求得准许其贸易。 现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 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渝，（该夷）实无能为。 可见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海陆军大举进犯中国，也完全缺乏了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广东方面战备工作的加强。 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战备工作就更差些了，如英军抵达浙江定海时，兵勇都毫无准备；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驻防的清军总共不及千人，这与清朝上下对英国将发动的武装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关系。 和战方针不定 战略被动多变英国政府作出对华发动战争的决定之后，即着手组织侵华远征军，到1840年初，这支侵略军已基本拼凑完成。 海军舰队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戈登·伯麦为司令，由十六艘军舰、四艘轮船和二十八艘运输船只组成。 在十六艘军舰中，三艘来自英国本土，三艘来自南非开普敦军港，五艘来自印度，另五艘已先期在中国海面活动；最大的三艘军舰，各装备七十四门大炮。 侵华陆军共四千名，全部来自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 这支侵略军由英国驻好望角海军司令懿律少将率领。 由于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情况有较多较深入的了解，因此，英国政府对懿律下达的最后训令中，对侵略军到了中国海面之后的侵略步骤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之后，立即封锁珠江口，扣留一切中国船只；（二）封锁珠江口后，立即北上，切断台湾和厦门之间的运输，封锁钱塘江、长江和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中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岛屿，以便长期占领；（三）前往北直隶湾（即渤海湾）递送照会，以武力为后盾，与清政府谈判，逼迫其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种种条件和要求；训令中还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预案：“如果中国政府拒绝谈判，或者何时谈判决裂，那么，海军司令就应该根据他所指挥的兵力，并按照他认为用这些兵力困扰中国政府以何种方式为最有效的办法去进行更加活跃的敌对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入黄河，直到黄河与运河交叉点，在那儿切断南北诸省的交通，捕捉并掳走船只与货物；或者，他也可以派一支兵力进到扬子江与运河交叉点，那儿有两个大镇，聚有大量的船只与货物，可以掳走；或者，如果他认为兵力足够，他还可以占领厦门城。 这些行动，应该给海军司令留有最充分的自行决断的余地，以便他根据他自己的判断，用最有效的办法进行他的敌对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拒绝满足我们或中止谈判，或迫使陛下全权代表中止谈判，那么海军司令的敌对行动就不该停止，也不中断，一直等到中国全权代表签下足称满意的协定，并由皇帝诏准该协定的时候为止”。 从上可见，英政府对侵略远征军的训令，原则明确，要求具体，并给前方指挥员在执行过程中保留有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的充分余地。 纵使后来战事曾多变化，统帅几度易人，但英国的上述战略要求基本未曾改变。 可是，清朝方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清王朝对战争的态度，前后有过多次的变化。 这除了英国是发动侵略的一方，握有战争的主动权，而清王朝则是被侵略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外，也与清朝方面对本身力量的肓目自信，和对英国的侵略意图一无所知有直接关系。 清王朝方面的战略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在战前以及战争初期，清廷根据对英军“船坚炮利”的一般认识和林则徐的妻报，所确定的对付英军人侵的战略方针是：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设法诱敌登岸聚而歼旃。 上述思想，见之于道光帝在1840年8月24日——9月3日间给沿海督抚所发的谕旨，其中比较集中的是8月30日给耆英的谕旨，说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 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力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 一般说，清廷在对英军缺乏深入认识的情况下，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防御姿态，还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在远洋与之接仗，也注意避开敌“船坚炮利”的长处，这些都是正确的。 所不足的是，这时的清朝当局，对英国的陆军力量完全没有认识，对英海军的近陆作战能力也严重估计不足，就是林则徐也不例外。 道光帝的上述思想，正是根据林则徐的妻报来的。 林则徐在奏报中说：“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 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迂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倩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 ……且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清廷的上述认识，后来经过与英军多次较量并吃了败仗之后，才逐步改变过来。 （二）从大沽交涉到广州之战，道光帝始则以委屈求全、息事宁人的姿态，避免与英军正面对抗；当英军由于季节已过和兵力不足等原因南返广东之后，道光帝即如释重负，并侥幸自得地说：“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道光帝满以为事情已基本了结，于是下令沿海各省酌量撤兵，并委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与英国的交涉。 琦善到了广州，义律再度提出赔款、开埠、割地等无理要求，并以“开仗”相威胁，这是虚妄自大的道光帝所难以接受的。 本来，义律提出的上述要求，并非什么新东西，在《巴麦尊照会》中早已写明了的。 但以道光帝为首的昏庸的清廷决策集团，对英国的战略意图既茫然无知，即使象《巴麦尊照会》这样重要的外交文件，也未进行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故当义律在广东再度提出上述要求时，道光帝竟把它视为“新闻”，似乎受到了多大的刺激，损伤了他虚妄自大的自尊心。 于是他态度趋于强硬，下令从湖南、贵州、四川调兵赴粤，准备武力解决。 道光帝处于很大的矛盾之中。 他从终兵息战、节省糜费的动机出发，希望与英国的这场纠纷尽快求得和平解决；但英国的要价又太高，使他难以接受。 特别是这时道光帝无论是对清军的腐败无能，抑或是对英军的战斗力，都还缺乏真切的了解。 他总以为他手中有几十万军队，对区区英军作战虽无胜利把握，但在陆上总可与之一试。 这时，无论英方、清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想使用手中的军队，将各自的“政治”继续发展为“战争”。 尤其到了1841年初，当道光帝得知英军攻陷沙角、大角炮台，便一怒之下，决定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伊里布克日进兵，并收复定海。 英军攻下虎门，尤其是后来广州的城下之盟，本来可以使道光帝的头脑清醒些、实际些，但由于奕山等编造了一套瞒天过海的谎言，把广州之战的真相全部隐瞒了起来，因而后来英军撤出广州、虎门，道光帝还真以为清军打了胜仗，因而又再次要沿海各省撤兵，他说：“现在广东夷情，经奕山等叠次焚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 所有各省调防官兵，著该将军督抚等体察情形，如何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 道光帝受了奕山等的蒙骗，延缓了对战局发展真相的认识过程。 （三）从英军第二次北犯到浙东反攻失败，这是清

《亮剑》中同样是日军，为何李云龙看见穿皮鞋的日军，立马下令撤退？

李云龙这个人啊，说起来胆子是真的大，仗着自己有本事，他可没少干那些上级不允许的事情。 就拿打坂田联队，就是他战场上抗命击毙的坂田联队。 共产党都是纪律严明的，不可能因为李云龙立了功，就不追究他在战场上抗命的事。

这一打就让李云龙被撤职了，直接成了被服厂厂长。 后来官复原职，李云龙也没学会老实做人，刚打完山崎大队，立了个漂亮的军功，李云龙又不听上级指挥去打虎亭据点鬼子的伏击。 这一回还是楚云飞跟着他一起的，作为来观摩的国军军官，楚云飞也很好奇李云龙的本事。

因为得了上级的命令，李云龙也意识到了这里面估计危险不小，他就改了伏击位置。 亏得他运气好，要是不改伏击位置，他这回就被日军给包饺子了。 李云龙伏击下令后，看到鬼子们穿着的都是皮鞋，立刻就下令让自己的手下撤下来，先别动手。

虎亭据点的鬼子穿得都是胶鞋，皮鞋这种高级货只有日军中的精兵才能穿。 李云龙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虎亭据点的鬼子，并凭着多年来在战场上的直觉，认为这里面有便宜可占。 李云龙是个出了名的爱占便宜的家伙，尽管楚云飞不同意他在这里动手，李云龙还是执意让手下的兵埋伏了起来。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云龙这一次赌对了，他这一次伏击的大鱼是日军华北区的观摩团，十几个鬼子精英。 这一网可谓是收获很大了，就连楚云飞在一旁看着，也赞叹李云龙是一员福将，还询问了李云龙为何会知道这里有仗可打。

其实这也是楚云飞不如李云龙的地方，楚云飞受过正经的军事教育，做事情十分讲规矩，也就是因为太讲规矩了，所以反而很难打出出敌意料的仗，而李云龙这人没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打仗全凭自己多年来在战场上的经验，自然就压了楚云飞一头了。

李云龙在伏击“战地观摩团”的时候，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推敲，李云龙发现鬼子行军时鞋底发硬，穿的不是胶鞋，而是穿的皮鞋，于是李云龙立马选择撤退。 这一个细节书中没有细说，但是却是一门大学问，突出了这个时期八路军对日军的研究。 而这些经验都是八路军从惨痛教训中得来的，幸好当时部队热衷于总结经验，否则恐怕要吃更多的亏。

这一点还要从日军侵华时期的两种不同的军鞋说起，一种是“昭和五式”军鞋，这种军鞋用牛皮制造，棉线缝合，有掌钉三十六枚，这种军鞋非常适合行军，结实耐用。 从1930年定型之后，一直是日军的标配军鞋，日本的关东军就全员都是这种军鞋。 可以说在1940年之前，几乎所有的侵华日军士兵都是踩着这款军鞋。

但是到了1940年之后，日本资源短缺的劣势便开始暴露，“昭和五式”军鞋的质量开始大打折扣，变为了猪皮，鞋底也没有了掌钉，而且鞋底也开始是胶底。 到了1941年，日军又开始列装质量更差的“昭和十六式”军鞋，所以新兵几乎都是穿的这种胶底鞋。 只有一些老兵和关东军是穿着“昭和五式”军鞋，所以看到一整队穿皮鞋的日军，一般都是日军的精锐师团。

从1937年全面侵华开始，日军一直是在不断的动用预备役部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大量日军预备役士兵进入中国作战。 所以在1940年期间，八路军就发现了鞋子不一样这个细节，并且得出了这个经验。 此后但凡遇到穿皮鞋的日军，都不能贸然进攻，因为这些日军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部队。 而遇到胶底鞋，那就可劲的打。

所以李云龙从一双鞋就发现了这伙小鬼子不是虎亭据点的日军，而是新调来的日军精锐部队，于是李云龙断定这事有蹊跷，这次日军肯定是有什么大人物在后来。 也就有了李云龙一次伏击干掉一车日本军官的事，可以说从这一点来看，《亮剑》当之无愧应该成为经典，连这样的细节都能处理好。

在李幼斌版《亮剑》第六集中，李云龙准备打一场伏击战，捞点油水，但就是在战事开打之前，已经做好伏击准备的李云龙却发现，从虎亭据点出来的日本兵脚上的鞋子不对。

李云龙看到日本兵脚上穿着皮鞋十分惊讶，因为往常虎亭据点的日军都是穿胶底鞋，这显然不是虎亭据点的守军，而是从外地调来的。

对于李云龙的判断，身边的楚云飞也表示认同，楚云飞估计这些日军是华北的第四旅团。 事后证明这些部队的确是华北第四旅团和第九旅团，是日军驻守在山西的精锐部队，本次是调动是为了给“战地观摩团”保驾护航的。

由于是精锐部队，这批军队的装备自然比较优越，他们配备的军靴也是非常好的“昭和五式军靴”。 昭和五式军靴是在1930年（昭和五年，昭和是裕仁天皇的年号）定型一款军靴，其采用纯牛皮制作，非常结实耐用且防寒抗冻。

由于昭和五式军靴鞋底装了32枚防滑钉，后脚跟还安装有马蹄铁，因此脚步声与其他军靴完全不一样，走起路来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才引起了李云龙的注意。

在全面抗战打响之前，日本只有17个甲种常备师团。 由于常备军数量尚且不多，昭和五式军靴是能够做到全面发放的。 但即便如此，这双鞋也是需要士兵自己掏一部分钱的，相当于一名普通士兵小半个月的薪水。 （昭和五式军靴）

不过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军规模的急剧扩张，日军后勤已经难以保障军靴的质量的。 迫于物资紧张，昭和五式军靴的制作工艺持续缩水。 不但放弃了牛皮，改用马皮、猪皮制作，连鞋钉也不断减少，最后甚至取消。

到了战争后期，日军已经不再为全军配备高质量的军靴了，普通的地方守备军队只有胶鞋，而能穿着五式军靴的部队必然是作战能力极强的精锐部队。

这场伏击战开打的时候，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日军中的许多老牌师团仍然是在中国战场上，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

根据很多抗战老兵的回忆，在全面抗战前期的日军甲种师团士兵枪法极好，甚至可以在移动的卡车上命中目标。 如此训练有素的部队，李云龙又不傻，自然不会上去硬碰硬。

但李云龙也没有就此撤退，首先是因为此时自己已经腹背受敌，就算是撤退也不安全。 其次，李云龙判断日军出动如此精锐部队，必定是要有重要目的，此次行动肯定是有“大鱼”。 于是他下令全军隐蔽，不得擅动，静观其变。

果然，在经过一夜的等待之后，李云龙终于等到了日军的战地观摩团这条大鱼。 由于日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李云龙部，所以放松了对观摩团的保护，以至于观摩团身边没有多少军队护驾，而李云龙则瞅准时机，一举将这批观摩团团灭。

李云龙看见日军穿的是皮鞋，就判断出这支日军是从东北过来的关东军！关东军是日本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支精兵，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意志高，是一支能征善战的残暴之师！李云龙牙口不好，要想吃掉这支关东军明显是力不从心，搞不好还会被反噬，因此李云龙果断撤退！

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长期驻守此地扶持伪满洲国。 关东军的任务是防备苏联南下，维持朝鲜、东北地区的治安，掠夺占领区的自然资源！那时的关东军都是老兵，他们身经百战，罪恶累累！1939年关东军与苏联有过一战尽管日军惨败，但是苏军也伤亡惨重。 之后两军各自维持现状，相互之间都忌惮对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兵力渐渐枯竭，关东军精锐被抽调到其他战场作战！日军对国军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集中大量兵力对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进行扫荡。 李云龙的独立团战斗力强，可以击败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可以击溃伪军一个师。 但是对于精锐的关东军李云龙不敢轻易下手，以免失船落水！

李云龙精明强干，对于不了解的敌人他不会轻易下手，一旦摸清了对手底细，相好了破敌之策，他就会猛虎下山，一击必杀！李云龙想让其他部队先试试关东军战力，了解之后再下手，不想给他人做嫁衣裳！因此老李果断撤退，不惩匹夫之勇！

《亮剑》非常注重细节，这种细节不只是道具，军械，烟火等等方面，更多是把中国军民真实的抗战情节展现出来。 特别是题主说的关于日军皮鞋这个细节，更是让真正理解抗战 历史 的人肃然起敬。

中国抗战的艰苦卓越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的，二战期间的中、日两国的国力水平相差太大，我们不但在经济上，军事上落后日本几十年，更是在各种物资保证，军备设施上差距太大，这其中就有日本军人使用的穿戴设备，比如： 军靴 。

《亮剑》李云龙看到的日军穿的皮鞋属于 “昭和五式军靴” ，此时的中国连士兵使用的主力步枪都还没有进行统一化的时候，日本人连士兵鞋具都已经标准化了。

“昭和五式军靴” 是日本专门针对士兵研发的一种标配装备，使用牛皮缝制，鞋底镶嵌有36颗防滑钉，脚后跟甚至还安装有马蹄铁，以防止磨损。

这样的军靴最开始是配置给最先入侵中国的关东军的，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后，日军所有的精锐部队也进行了装备，但是日军的这种装备不对伪军进行装备，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一方面日军的兵力消耗很大，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的战略资源逐渐的枯竭。

“昭和五式军靴” 就由于军备物资的不足进行了改良，比如鞋底的防滑钉一减再减，比如取消鞋后跟的马蹄铁，最后连牛皮都做了更改，用猪皮替代了。

李云龙看到的这群传皮鞋的日本兵其实是日本的精锐部队，这样的部队数量不是很多了，但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非常的强悍。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能说明李云龙参加过多次对日作战，对日本军人的穿戴以及特点有很清楚的了解。

李云龙发现了这群士兵穿戴的是“昭和五式军靴”，更加确定了这次伏击战有很大的风险，他们面对的不再是过去那群 日本新兵蛋子 ，更不是一击即溃的 二狗子伪军 ，这是真正的日本精锐部队，这种硬碰硬的战斗无论是对独立团还是楚云飞的晋绥军都讨不了便宜。

这种折本的买卖李云龙从来都不做，先撤退，不吃眼前亏。 李云龙避开了日军的精锐主力，转而打了日军观察团的埋伏，真正的把毛泽东的战争指导思想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因为李云龙凭他多年的征战经验可以判断穿皮鞋的日军是关东军，装备优良。

李云龙能够晋升为团长，其指挥能力一直受到了众人的认可，就算是旅长和师长时常对他批评教育，但是也从没有否定过他的能力。 李云龙参加共产党时间比较早，是跟着陈赓这些将军一起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其见识和阅历也是非常人所能比的。 见到穿皮鞋的日军，李云龙一眼就判断出了这批军队是关东军，所以下达了撤退指令。 而关东军作为日本侵华的第一批军队，其装备和穿着都是非常好的，一直是日本的王牌军队，这只军队在东三省养精蓄锐多年，曾和苏联有过一站，双方都是损失惨重，因其残暴而出名。 凭借李云龙一个团的兵力别说拿下它，就算拼光全团，也不能对它造成多大的损失。 关东军本来是一直驻扎在东三省的，是用来防止苏联南下的，而且日本的武器，军工厂多在东北，所以需要去维护治安，控制资源。 但是战争僵持到后期，日本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了，所以才被派到其他战场作战。 面对这些精锐的关东军，李云龙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曾经李云龙也是为自己的轻举妄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所以李云龙下令撤退是非常有道理的。 多年来李云龙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李云龙的智慧所在。

一

李云龙派人去恐吓白村维持会的会长，要求给自己的军队提供白面。 实际上的意图是想把虎亭据点的300多鬼子给吸引出来，把它们消灭掉，以换取一些枪支弹药和军大衣，让自己的军队好过冬。

李云龙本来准备把自己的一个营埋伏在半路上，然后先让投弹组用手榴弹炸死一部分，剩下的全营冲上去拼刺刀。

哪知道这个时候日本人也在搞一个惊天大阴谋。 山本特战队计划偷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驻地，打掉八路军总部指挥机关。

然后由第四旅团和第九旅团出击，彻底消灭掉没有总部机关指挥的八路军。 同时也让日军军官观摩团观看一下特战队的威力，以便在日本军队内部推广。

二

日军两个旅团出击，惊动了八路军总部的副总指挥。 他要求129师敲打一下日本人，弄清日本军队的战略意图。

本来李云龙部要到赵家峪去保护总部机关的侧翼安全，但他对日军的行动也非常好奇。 就擅自决定留下一个营在半路上埋伏下来，寻找战机。

结果李云龙却发现，自己埋伏的地点，处在日军第四旅团和第九旅团的结合部。 进退两难，于是干脆就按兵不动，看看日军后边还有什么大动静。

之所以能够发现对面的敌人是日军第四旅团，就是因为他们加上穿的是皮鞋，并且比较重。 而虎亭据点里面的鬼子穿的是胶底鞋，不是日军的主力。

三

因为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非常缺乏。 因此他们生产的皮鞋数量就比较有限，只能装备到主力部队。

根据参加过平型关战役的战士们后来回忆，日军大部分穿的都是黄皮鞋，以牛皮为主，这种鞋子非常笨重，不利于快速行军。 这种皮鞋是昭和五年设计的，命名为编上靴。

相当于高腰皮靴，可以把脚踝关节完整的包裹住，起到保护作用，也可以是在行军过程中防止有杂物掉进鞋子里。 鞋子底部还有三十颗左右的防滑铁钉，鞋跟处有一个十毫米厚的马蹄形铁掌。 这样的鞋子既防滑又耐用，这就是我们形容日军铁蹄践踏中国的来源。

随着侵华日军陷入中国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日军不得不扩军。 没有那么多牛皮，同样款式的鞋子只能用猪皮或者人工合成皮来代替，当然还有胶底鞋。

在长沙保卫战中，薛岳将军就把长沙外围的水田全部灌满水。 这样日军的猪皮皮鞋遇水就会变得非常肿大，笨重无比，给日军前进增加了很多难度。

四

李云龙作战经验丰富，观察力强。 他一眼看出来，对面出来的鬼子和虎亭据点里面平时的息子不一样。 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是胶底鞋，这些鬼子穿的是皮鞋，脚步比较重。

李云龙马上就判断出这些鬼子是日军的主力第四旅团，以李云龙一个营的部队是根本打不过这些日军的。

日军两个旅团，加在一块有1万六千人左右。 李云龙曾经说过，就算是五个团，也阻挡不住这些鬼子的进攻。 五个团也无非就是不到6000人，连一个旅团也打不过，何况是两个旅团。

但李云龙认为，两个旅团肯定是在保护什么大人物，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边。 果然后边是日军军官观摩团，其中带头的还是一个少将。 李云龙出其不意的把这个观摩团给消灭了，打乱了日军的战略意图，达到了总部首长想要达到的目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关于军靴这一个点，看懂的都佩服李云龙，没看懂的，就让百晓生为大家解读一下。

大家看一个人，首先看穿着打扮，有经验的，可以分析这个人的身份、地位、职业，甚至性格。 而在战争中，观察的还要更加仔细，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大家也许奇怪，为什么李云龙没有收到专业的军事培养，为什么老大胜仗，就连黄埔毕业的楚云飞都佩服的不行。 与李云龙的细心、善于观察分析，有很大关系。

甚至于，像是在驻地安排暗哨，发现了山本特工队，为全团报警；李云龙半夜起来查铺，发现了汉奸朱子明，立即发现了不对，提高了警惕。 这些在一开始，只是因为李云龙心细、警惕，但是，相信李云龙的手下慢慢的都会得到李云龙的教导，并且在后来成为了明文规定，一代代传承下来，创造了巨大的贡献。

至于发现穿皮鞋的日军，就更能体现李云龙高超的指挥艺术。

由于日本资源匮乏，再加上扩张过快，很多新兵都没有新鞋穿。 所以，这样一支全是穿皮鞋的日军，马上引起了李云龙的警惕。 当然，这也是李云龙了解周边日军的情况。 这也是赵刚听说孔捷带兵去“牵马”十分惊慌，而李云龙成竹在胸的原因，因为李云龙对周边的情况都摸透了。

而在发现部队撤不下来后，又果断的选择了继续埋伏、观察，则体现了李云龙遇惊不乱、沉着冷静，最终逮到了大鱼“观摩团”，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胜利的取得，离不开李云龙对周边日军敌情的掌握，也离不开李云龙胆大心细、善于观察的性格，更离不开李云龙高超的指挥艺术，甚至是缺一不可。

可以说，《亮剑》就靠这一双皮鞋，就将李云龙这一主角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营长！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这句台词来自经典的抗战剧——《亮剑》。 2005年《亮剑》火爆荧屏，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复播的收视率也一直名列前茅。 因为它是一部极其认真的电视剧。 不管是对人物的雕刻还是对剧情的描述，都是无可挑剔的。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极生活化的李云龙，把 社会 潜藏的审美心理给具现成了现实。 不仅如此，中间还穿插着无数经得起推敲的 历史 知识，军事细节。

李云龙在抗日战争中，领导的八路军是在装备方面是永远没办法和日本军队相比较的。 对于当时大部分革命军队来说都很穷，很多情况是需要靠打赢了仗收缴的战利品来补充自己的装备。

在战场上，装备比较弱势一点的军队刚正面不是上上之选，而是需要对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方面都有足够的判断，看看这仗到底能不能打赢再决定去打。 因此一个装备弱势一点的军队的领导一定要拥有足够的战场作战经验。

在《亮剑》里，李云龙是打算埋伏起来，伏击虎亭据点里的三百日军。 当一群日军从据点里出来的时候，李云龙却从望远镜里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 原来这群日军穿的是皮鞋，而非他所熟知的据点里的那群日军所穿的胶底鞋。

其实是这样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日军其实早就准备攻打中国，原本准备一举拿下的，没有要打持久战的想法，因此各个方面的装备物资都是极其不错的。 在军鞋方面使用的是一种“昭五式”军靴。

这种皮鞋使用的是牛皮，质量极其不错，但是没想到在中国遭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和中国打起了持久战。 日本人本来就不多，死的人多了，后面的战争需要新拉起壮丁，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物资装备。

那么配备的军靴都是弱小版的“昭五式”军靴，是使用猪皮制作的。 到后面物资更加不够了，就使用的是橡胶质的“昭十六式”军靴。

可想而知，后面拉出来的军队，都是军事训练还不够完全的士兵，配备的装备也是缩水减弱了很多的装备。 那么战斗力比之最早的一批军队更是少了数倍，这种日军也是八路军最喜欢遇到的军队。

李云龙看到从据点里出来的军队是穿着第一版“昭五式”军靴的军队，而不是之前的缩水的日军。 就知道这支日军不是那么好啃，肯定是经历过多场战争，有着足够的军事能力的军队。

而自己带队过来伏击只带了一个营，所以他推测就算是先开始成功伏击了一部分，到最后肯定也是自己这一方得先覆灭，得不偿失。 于是不准备进行伏击。

可是在电视剧里，李云龙也没有下令撤退，而是继续潜伏着，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据点里突然冒出了一大堆装备优良的军队，一定是有所图的。 可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所以他就命令一直在这里继续埋伏着。 第二天发现原来是服部少将的“战地观摩团”前来观摩打仗情况的。 但是此时陪伴在观摩团身边的都是一些军官，兵力极少，李云龙就顺势直接灭了这战地观摩团。

在原著中，伏击日军观摩团的情节没有那么复杂，就是1941年前后，在经历了鬼子的大扫荡和三光政策，独立团实在有点撑不下去了，决定去干一票。

除了缺衣少食，最让赵刚担心的就是弹药问题，当时独立团的战士每个人不到五发子弹，如果此时有作战任务，独立团只有挨揍的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云龙和赵刚两个人商议决定对日军来一次偷袭，并且以不用子弹的白刃战方式与日本硬碰硬。

结果两个人就挑了个野狼峪这个地方，准备来一场伏击战，在寒冷的冬天，八路军战士趴在地上等了半天，才等到日军。 在雪地里冻得直哆嗦的李云龙心里想，甭管什么部队，就是来一个联队也得干，总比冻死强。

结果日本 汽车 队出现后，赵刚傻眼了，因为从风中可以听到日本士兵的歌声，李云龙大老粗不懂日语，赵刚毕竟是文化人，知道那是日本关东军军歌，跟李云龙说，情况有变，这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实力特别强。

李云龙一咬牙“狭路相逢勇者胜，干！”

可见，在小说中为了突出《亮剑》精神，不管敌人有多猛都要干，这才是逢敌必亮剑！

《亮剑》改编自都梁的同名小说，但是在很多情节上加入了更多的军事元素，使得剧情更加丰富，而且编剧还是由都梁来担任，可谓是更忠实于原著，又在原著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升华。

在电视剧中，当时八路军缺少弹药和过冬的棉衣，因此李云龙希望把在据点的三百多鬼子引出来，然后消灭掉，以便夺取他们的大衣和弹药。

当李云龙都埋伏妥当后，却发现来的部队并不是据点中的鬼子，李云龙久经战阵，鬼子是什么样的战斗力，从走路的形态和穿着就能看出来，尤其是这支小鬼子的鞋跟平常打交道的鬼子的不一样。

这支小鬼子穿的是牛皮鞋，走路都是一嘎吱一嘎吱的，不像据点中的鬼子穿的都是胶底鞋，从这个细节李云龙就预感到，这支部队不一般，肯定是精锐部队。

很多答主根据皮鞋推断出是关东军的部队，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原著中因为他们唱的是关东军的军歌，所以赵刚才推测是刚入关的关东军。

在电视剧中，李云龙和楚云飞已经得到情报，日本第四旅团和第九旅团向八路军驻地方向运动，李云龙去埋伏也就是要看个究竟，鬼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再加上后来日军开出来的摩托车，楚云飞一口咬定就是日军驻华北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题目中说李云龙立马下令撤退其实是不对，李云龙虽然有点灰心丧气，说了一句不让我老李发财啊！当时楚云飞在旁边加缸，不必在意，贵军不一向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然后你看看李云龙瞅楚云飞的那个面目表情，我好不容易截出来的。

以李云龙的性格肯定是想打的，丁伟讲话，你给他一个师，他都敢去打太原，但是当时独立团缺少弹药，参加这次战斗只有一个营，在没有弄清楚状况的时候，就跟比其更强大的敌人拼命，那不是勇敢，那是愚蠢。

狭路相逢勇者胜，但也不是拿鸡蛋跟人石头碰，不能瞎乱打，而是该亮剑的时候才能亮剑，不该亮剑的时候，就等一会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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