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或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当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采取适当的战略以应对挑战尤为关键。其中，“以守为攻”是一种巧妙的策略，它强调在敌强我弱时，以坚守阵地为基础，伺机反击，最终扭转乾坤。
坚守阵地：守住核心优势
在以守为攻的策略中，第一步是坚守阵地，保持自己的核心优势。这包括：
- 巩固基本盘：聚焦于自己的优势领域，专注于巩固现有的客户、市场份额和资源。
- 保护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持对关键技术的掌控，防止对手获取并利用这些资产。
- 培养忠诚的团队：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忠诚度高的团队，他们了解企业的目标和愿景。
伺机反击：寻找攻击弱点
在守住阵地的同时，企业需要时刻关注对手的弱点和市场变化。通过积极的市场调研和竞争对手分析，可以识别出潜在的攻击机会，包括：
- 对手的失误：关注对手的决策失误或运营疏忽，利用这些失误来削弱其优势。
- 市场空缺：寻找对手未充分利用的市场空间，并制定策略来填补这些空缺。
- 技术突破：积极研发新技术或产品，以超越对手的现有优势。
反击时机：积蓄力量，伺机而动
稳定战略的概述
稳定战略是企业为巩固市场地位、维护竞争优势而采取的不冒风险、以守为攻、待机而动的战略。 稳定战略的形式有很多种，部分企业采用全面防守的形式，部分企业先发制人，在竞争对手发动攻击以前，随时作好抢先进攻的准备。 部分企业机动防守，分析竞争者可能采取的攻击形式，制定应变战略。 部分企业侧翼防守，将必要的资源、财力、人力投入较弱的侧翼，以防竞争者的攻击。 部分企业反攻性防守，针对竞争者的攻击，找出其弱点施以致命的反击。 部分企业坚壁清野，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先固守受攻击的地域，待时机成熟再反击。
日本南北朝名将楠木正成的历史事实
楠木正成（公元1294～1336年），亦称楠正成，幼名多闻丸，是日本中世纪时期著名的武将。 他在推翻镰仓幕府、中兴皇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家世居河内国赤坂村。 父辈时，其家已与河内、和泉、摄津等地土豪联姻，并结成新型小武士团，打击庄园，抵制北条氏统治，故被地方守护称作“恶党”。 1331年元弘之变中，正成参加后醍酬天皇发动的倒幕运动，举兵下赤坂。 1333年据守千早城，大破幕府征讨军，促进各地反幕军的兴起。 建武政权建立后，正成以其有功任河内国守、河内、摄津、和泉三国守护及记录所寄人等职。 1336年（建武三年）（阴）二月，叛军足利尊氏军队进攻京都失败，撤至九州，（阴）四月卷土重来。 （阴）五月正成同新田义贞所部联合迎击于兵库一带，凑川一战兵败自杀，时年四十有三。 正成死后，曾一度被北朝定为“反贼”，后改正。 然在南北朝著作中皆受到称赞，或赞之为“智仁勇兼备之良将”、“忠臣义士之龟鉴”（《太平记》），或誉之为“贤才”和“武略勇士”（《梅松论》）。 江户时代儒学兴盛，正成的勤王事迹被大加推崇。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出于维护天皇制的需要，对正成其人及其事迹更大力宣扬。 不但追赠其位阶至正一位，且建凑川神社以“军神”祭之，并将其事迹写进中小学教材。 从此这位历史人物在日本已成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政治民主化，有些著作斥正成为“恶党的叛徒”、“王朝的看家狗”，有一些则回避评论。 看来，如何正确评价楠术正成这个在日本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问题，迄今并没有解决，它不能不成为日本古代中世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本文试图以马列主义观点对正成其人其事提出粗浅看法。 一、倒幕英雄打倒镰仓幕府，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历史壮举。 楠木正成一马当先投入了这场战斗，打开了缺口，为倒幕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份汗马功劳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源赖朝时代、北条泰时时代已经过去，十三世纪末，镰仓幕府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 受庄园领主、庄官、地头、大名主多头层层剥削的下层农民大进破产，纷纷逃亡，有不少变成“山贼”“海贼”，反抗幕府。 抗元战争后，得不到恩赏的御家人日益贫困，增长着对幕府不满的情绪。 向来不满意幕府的依靠东国御家人政策的非御家人“地侍”和西国御家人，常常闯进庄园，剥夺年贡，从事商业活动，控制交通运输，并把破产农民武装起来，组成新型武士团。 有的研究者认为，旧型武士团所关心的就是土地，致力于保持和扩大领地，以拥有众多“家子”、“郎当”为荣。 新型武士团除经营土地外，还和中世纪独特的商业组织“座”结合起来，从事商业活动。 这种武士团早就发生，至十四世纪初已几乎遍及各地，到处打击庄园，对抗幕府统治，构成幕府心腹大患，因以幕府称之为“恶党”。 北条氏加强了其一族的统治，这又激化了幕府统治集团内部集团内部的矛盾，内讧迭起，安达氏叛乱（1285年）之后，又发生了安东氏的叛乱（1332年）。 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的发展，尤其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彻底打破庄园秩序、建立范围较广的领国经济。 北条氏的守旧政策显然不能满足这种历史要求，而新型武士团的活动则符合了这种历史趋势。 楠本武士团具有代表性。 相传正成父楠河内入道曾是散所的长者，在从播磨经摄津、河内通往奈良的交通沿线拥有势力，将通往大和的奈良大道的交通要冲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掌握了商业流通路线。 有人还推测楠木氏经营辰砂的采掘，因为河内、赤坂素以辰砂产地闻名。 这种推测未必完全符合实际，但大抵可看出，楠木氏和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 楠木氏世居金刚山山麓一事表明，作为“恶党”，正成很可能和葛城山山脉的山伏、修验者有较深关系。 据载，正中之变（1324年）以前，后醍醐天皇（以下简称天皇）的近臣日野俊基，曾经打扮成山伏样子来到大和、河内各地，观察地形，选择适于修筑城堡的土地，收罗反幕武装。 从这时起，正成的行动就和天皇的倒幕运动结合起来了，这是完全可能的。 1321:年，天皇亲政后曾进行一些改革，例如宣布撤销除楠叶、大津二关之外的所有关卡；统制粮食价格；强迫京都富户将囤积的大米按公定价格卖与百姓；天皇节衣缩食等。 这些改革无疑受到百姓欢迎，也为视野广阔、富有教养的新兴武士正成所赞扬。 因此在倒幕运动上，正成和天皇有着共同语言。 《临川寺领目录》中，提到1331年，正成曾闯进和泉国若松庄。 学者认为这可能像《太平记》所说的，其目的是“搬运军粮”，以之作为讨幕举兵准备的一部分。 果真如此，那么正成实际上从这时起就已参加了倒幕运动。 正成也是最早公开响应天皇倒幕号召的人物之一。 当时的倒幕形势极其严峻，天皇势单力孤，正中之变（1324年）中仅有的武将土岐赖兼、多治见国长等被六波罗军杀死，近臣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被捕。 天皇重新拟定讨幕计划，再次企图把反幕的“恶党”、“野伏”组织起来充作倒幕军力的核心，同时动员在睿山和南都僧兵、皇室领庄园武士、因恩赏问题不满幕府的九州地方武士和由足利氏、新田氏代表的对北条氏一族擅权持批判态度的强大外样御家人，以便一举攻占六波罗。 未几，计划又泄露，天皇仓皇出走来到山城国笠置山。 就在这时正成来到这里参见天皇，表明了倒幕决心，他说，“只要听说正成未死，圣业就会实现，请放心。 ”参见后，立即返回河内根据地，举兵下赤坂。 正成充当了武力倒幕带头人角色，这需要有极大的决心和勇气。 北条氏的日子已经不长了，这可说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甚至像持明院花园天皇这样的人也能看得出来。 1317年他曾说过：“近年来东风已经衰竭。 ”但敢担风险，立即付诸行动却是很难的，大多持观望态度。 足利尊氏也好，新田义贞也好，他们站出来反幕都是1333年（阴）五月的事。 那个时候，正成已经为倒幕奠立了军事基础。 笠置山不久被幕府派来的大军攻占（9月28日），天皇在逃往赤坂城途中被捕送回京都软禁，幕府军转向下赤坂城。 （阴）十月二十一日城陷，正成与大塔宫护良亲王巧妙逃出，消失在葛城山山脉之中。 1332年（阴）三月，天皇被流放隐歧，讨幕计划看上去又要成为泡影。 实际上，从1331年（阴）十月，下赤坂城被陷至1333年（阴）十一月被夺回，这一年期间，正成和护良亲王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根据敌强我弱斗争形势转入地下，到几内各地秘密串联，重建和扩大反幕队伍。 护良亲王的讨幕令旨甚至下达到播磨、纪伊、伊予、筑后、萨摩各地，促进了各地反幕运动的兴起。 有一份材料证明，这期间他们同隐岐的天皇也保持着联系，交换情报。 据《天野山金刚寺文书》载，（阴）十二月九日，正成在分别给河内金刚寺三纲和徒众的两封信中均署名左卫门尉正成，而在同一天北条氏下达给各国家人攻伐护良亲王和正成的命令中称正成为楠木兵卫尉正成。 这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同一天两份文件中正成的官称不同呢？据研究，原来正成在隐匿期间宣称已从兵卫尉升任至左卫门尉了。 这次晋升当然不会是幕府执奏的，而是护良亲王奏请任命的，对此北条氏当然一无所知。 护良亲王和正成的积极活动取得了不小成果，它扩大了根据地，促进了各地寺院徒众和土豪的举兵。 这期间，护良亲王代替天皇发令旨领导倒幕运动，但这只是名义，实质是正成在指挥，他为护良亲王出谋划策。 就连京都的花园上皇都认为正成是倒幕运动中的核心人物。 他在元弘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楠木的事业很兴旺吧”。 经过一年的秘密活动，倒幕形势大为好转。 1332年，正成夺回下赤坂城，翌年一月，赶走了和泉守护和河内守护代，消灭了和泉地头御家人。 进而进击摄津，四天王寺一战打败了隅田、高桥两将，此后又战胜宇都宫公纲军，从而一举控制了纪伊、河内、和泉、摄津四国。 在正成胜利的影响下，各地纷纷起事。 1333年（元弘三年）（阴）一月，播磨的赤松则村、筑后的原田种昭，（阴）二月，伊予的忽那重清和土居通增投入倒幕战争，倒幕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 正成已成幕府首要敌人。 一月末，幕府又派来三路大军镇压，号称“百万”，可说是倾巢出动。 同时发出悬赏令，说：“杀死正成者授丹波国船井庄，而不问其身份之高低。 ”二月二十二日以来，攻陷上、下赤坂城及其周围支城，正成固守千早城（千剑破城），以其智谋和勇敢把胜利的保卫战坚持三个月之久，直至幕府垮台。 三月二十二日，当九州探题的快马驰至镰仓后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金刚山尚未攻下”，可见幕府对这个战役多么重视。 千早城好像一颗山巅上的明星，她闪烁着的光芒鼓舞着人们的斗志，于是，三月肥后的菊池武时和阿苏大宫司惟直，四月陆奥的结城宗广相继起事，在全日本范围内掀起第二次反幕高潮。 千早城之战拖住了幕府军主力，使赤松氏反幕军和千种氏反幕军有可能联合进攻京都，同时也促使足利尊氏之流乘机而起。 无怪乎有人说：“正成在建武中兴中的功绩主要是保卫千早城。 从大局来看，保卫千早是最有价值的。 ”正成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倒幕斗争，对幕府的崩溃有决定性意义。 和足利尊氏、新田义贞等人相比，他才称得起倒幕英雄。 二、智略纵横的名将正成之所以能在倒幕斗争中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除去其他原因，是因为他深诣孙子兵法，有良好的战略头脑和作战指挥才能。 相传正成幼时曾师事大江时亲(大江匡房七代之后)，学习《孙子》，深得孙子兵法之妙用。 在战争中他.能充分运用孙子兵法思想，往往得以以少胜多、出奇致胜。 江户时代以后，在日本有“中国的孔明，日本的楠木”之说，正成被誉为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 关系到倒幕事业成败，和中兴命运的全局性战略方针有过两次。 一次是1331年（阴）九月，正成举兵前在笠置山同天皇的谈话，一次是1336年（建武三年）四月，向天皇提出的迎击足利尊氏的方案。 孙子兵法主张在战略上要有“大勇”，就是说要藐视一切敌人，而在具体指导作战时则要小心从事。 在笠置山当天皇询及“使用什么计谋才能打倒北条氏”时，正成回答说：“草创天下之功就是武略和智谋。 若仅以威势而战，虽集六十余州之兵亦难取胜武藏、相模两州幕府军。 倘以计谋相争，即使对全部关东武力亦可胜之。 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两次失败无足挂齿，不必介意。 只要听说正成未死，圣业必能实现。 ”看来倒幕战略正成早已成竹在胸，至于战略内容并未披露，但天皇对此深信不疑，一任正成为之。 从以后的行动来看，正成战略主要是打持久战，以守为攻，消耗敌人，以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倒幕力量，待时机成熟便采取攻势。 正成最初的根据地在下赤坂城，1331年失守，1332年夺回后改建，在东南葛城山地筑上赤坂城；再南在金刚山西麓、千早川畔筑千早城，并在上赤坂与千早两城之间构筑进深很大的防御阵地，即在扇状高地两翼配置十多个支城（卫星城寨），在千早城周围也配置若干支城，把上赤坂和千田两城寨紧紧包围起来，同占据吉野的护良亲王形成椅角之势，遥相呼应。 有了牢靠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增加了主动性和机动性，这样才能粉碎幕府军的进攻。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正成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时刻了解情况，密切往意形势的演变，做到“知彼知己”。 并以各种方式，包括以护良亲王名义号召地方起事，积极争取反幕形势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演变，这些都是正成战略措施的组成部分。 持久战略获得了成功，虽然经历了艰难险阻，但最终以幕府的崩溃和“中兴”政权的出现而实现了。 与正成相比，肥后菊池城主菊池武时则显得缺乏战略眼光，1333年（阴）三月，轻率地进攻博多，袭击探题北条英时而遭到全军覆殁的命运。 其次，关于1336年（阴）四月，迎击足利尊氏进攻京都的方案。 (阴)二月，从京都败走的足利尊氏，其军队在九州经过补充，实力大增。 （阴）四月，率众二十万踏上进军京都的征途。 此时朝廷军主力北昌显家的奥州军已回防奥州，在播磨（兵库县）布防的只有新田义贞所部，两万多人。 京都朝廷慌忙召开御前会议。 据《太平记》所载，天皇命令正成下播磨，与义贞合兵一处，与尊氏决战。 正成分析了形势，提出自己的战略方针。 他说：“尊氏既已率筑紫九国之众向京都迸发，势若云霞。 我方以疲惫之少量兵力同来势汹涌之大兵力周旋，倘采用常规战法必败无疑。 应召回义贞，如上次所为，君王临幸山门，正成仍下河内，以畿内之兵封锁淀川河口，从两翼进攻入京之敌，使其军粮枯竭，如此，敌必将疲惫不堪，乘此机会我方逐渐集结兵力，彼时义贞自睿山，正成自后方来攻，则朝敌一举可灭。 义贞也可能有这样想法，即如果连一仗也不打就撤退，人们会认为窝囊，是可耻的，因此要防卫兵库。 可战争最重要的是最后的胜利，应考虑此时情况，然后决定。 ”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意思是说要打主动仗。 正成在这里提出的粮食战略，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 按此战略部署，义贞军奉天皇固守山门，切断北陆方面粮道，正成封锁住淀川河口，扼制来自漱户内海方面敌之水军，进而从南方进攻，那么，京都则不仅粮道断绝，且腹背受攻，有可能改变此次战役的结局。 但是正成的卓越战略在参议藤原忠清的反对下，未被天皇采纳。 天皇还是让正成赴兵库会合义贞迎击，结果，这个错误决定造成正成全军覆殁、义贞败退、“中兴”政权立即垮台的严重后果。 正成在战斗指挥上也表现出他的军事才能，历次战役他都灵活运用了“兵以诈立”、“强而避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奇胜”、“避实而击虚”、“以近待远，以佚(逸)待劳”等孙子的兵法思想和原则。 著名的下赤坂收复战、千早城保卫战、渡边桥天王寺作战以及丰岛滩战役等，都是因地制宜，运用各种不同战术进行成功作战的战例。 1331年（阴）十月，笠置寺陷荡后，正成据下赤坂以五百兵力抗拒“三十万”幕府军，出奇兵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之后秘密撤离。 翌年四月初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正成率五百骑突袭下赤坂。 首先伏击了守将汤浅孙六所部军粮运输队，夺取了军粮，然后在粮袋里装进武器，兵士扮成人夫，再让别动队伪装追赶驮运的货物。 守军见后急忙将“运输队”接到城里，伪装的士兵立即从粮袋里取出甲胃装身，挥舞大刀，齐声呐喊，内应外合，城外兵一拥而入。 这样便以诈术、奇袭收复了下赤坂。 1333年正月，正成采取主动出击，消灭了根据地周围幕府地方武装。 六波罗急速派来隅田、高桥两军五千兵“讨伐”，该军从摄津渡边桥渡河南下，采取攻势。 正成首先集中主力于天王寺以南，将一部兵力部署在渡边桥附近作为诱饵，诱幕军至南方，然后使埋伏在天王寺以南的主力部队转向反击，从两翼包抄过来，激烈地进攻，把敌军通通赶下淀川。 随后，又和幕府增援军宇都宫公纲所部周旋。 当公纲敢死队进抵渡边桥附近时，正成不予理睬，一退再退。 当公纲占领天王寺后，正成便夜夜虚张声势佯攻，弄得敌人彻夜不安，终于迫使敌军撤退。 在这次战役中，“致人而不致于人”、“迂直”、“避强”等孙子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得到充分发挥和贯彻。 1333年（阴）二月至五月进行的千早城保卫战，正成以千名守军击败了号称百万的攻城军（实际约二万多人），提供了城寨保卫战术运用的范例。 大凡守城战术是凭险扼守高处，采取各种手段打退攀登之敌。 正成常用的是投石和射箭方法，有时用稻草人诱敌来攻。 （阴）三月五日，敌凭二十丈高(六十公尺)云梯发动总攻，守军则投掷火把，或以水弹（唧筒）射油，烧短云梯，展开了“若决积水于千切之豀（左奚右谷）”的战斗，挫败了总攻。 正成并不只孤守城寨，还发动了熟悉地情的“野伏”七千多名，用他们或截断敌之粮道，或神出鬼没袭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千早保卫战。 1336年(阴)一月，京都攻防战中，“诡道”和“避实击虚”战术运用得非常精彩。 起先，足利军队打进京都，天皇逃至睿山，中旬北昌氏的奥州军到来扭转了局势。 二十七日官军从加茂河滩、鞍马口两个方面进攻，击败足利军。 这时义贞按照正成的妙计不在京都布阵，撤退到坂本，并扬言新田、北昌、楠木等七名将领均战死，让几十名和尚到战场寻找“尸体”，足利尊氏信以为真。 第二天夜里，正成让数千兵手持火把，装成向大原、鞍马口方向撤退的祥子，尊民中计来追，官军遂从四面八方进入京都，足利军败走。 从丹波向兵库方向败走的尊氏，(阴)二月十一日，其先头部队进抵摄津濑川，同来迎击的义贞、显家所部接战，至傍晚未分胜负。 稍晚一点到达濑川一丰岛河滩的正成，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不去正面增援苦战中的友军，而急速沿猪名川南下，从神崎向尊氏军后方迂回奇袭，获得了胜利。 敌人撤退了，正成又以准确地判断，在六甲山山麓的越水附近设下埋伏。 敌人发现中埋伏后大吃一惊，不战自退，队伍大乱，仓皇逃向九州。 1336年（阴）四月，足利尊氏率二十万水陆大军自九州东上。 （阴）五月中旬，正成奉命开赴兵库协助义贞迎击。 总大将义贞两万多人集中在和田岬一带，迎击尊氏水军。 正成率所部七百骑列阵于凑川会下山，迎击足利直义(尊氏之弟）陆军。 二十五日，义贞军受两面包围的威胁被迫后撤，正成被正面直义陆军和东面登陆的尊氏水军包围，激战四个小时，众寡悬殊，他和所余七十三骑最后皆自尽，结束了他的勤王生涯。 三、倒幕有功，保皇有过想当初，天下人由于不满镰仓幕府的统治而支持了后醍醐天皇领导的倒幕运动。 指望新政权关心他们各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满足其要求，但结果事与愿违，大失所望。 建武政权建立后，天皇在政权分配上，大力起用诸皇子和贵族公卿，委以重任；对有功武士除个别人外一般则相当冷落。 天皇将广阔的北条氏领地的绝大部分攫为皇室所有，竭尽全力恢复贵族寺社曾被幕府夺走的土地所有权和对庄园约统治权。 而对大多数武士的土地要求，却未予理睬。 天皇还大兴土木，修筑宫殿，向西国地头摊派税款和劳力，地头则将这些负担转嫁给农民。 建武新政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绝大多数武士极为不满，而且激起农民的愤慨。 看得出来，天皇在短短时间内推行这样一系列政策，就是要在天皇亲政名义下，恢复皇室、公卿贵族、，寺社等旧封建主阶级的统治而打击方兴未艾的武士封建主阶级。 这是历史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成的“忠诚”的确帮了倒忙。 说他是“复旧势力的代表”也好，“历史的罪人”也好，原则上都没有错。 但是，对人物的评价应持慎重态度。 我认为，建武政权建立后，在政治路线上正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未和天皇苟同。 凑川之死，同天皇的政治路线并无直接联系，以下就此略作剖析。 上面说过，1338年(阴)二月，足利军队的反击被显家、义贞和正成的联军挫败，退向九州。 据《梅松论》所记，就在天皇和满朝文武庆祝胜利，以为此后可高枕无忧、纵情欢乐的时候，正成出人意料地上奏说：“请诛杀义贞，召还尊氏，君臣和睦相处为好，正成愿为使。 ”正成的建议，开始使众皆愕然，旋即遭到了嘲弄。 于是正成继续说：“君王能够灭北条氏主要是足利尊氏的功劳。 义贞攻陷镰仓也有功，但是现在天下武士都追随尊氏，其证据是就连留在京部的武士也都跟随尊氏去九州，使君主的胜利化为乌有。 显而易见，义贞是没有吸引武士之德的。 尊氏、直义兄弟在西国整顿之后必将来攻，届时我们没有防御战术。 君王虽有千虑，但武略之道还是要相信不才正成之所陈，迫切需要考虑同尊氏的和解。 ”《梅松论》的记载当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正成上奏的内容大体是可以肯定的。 说义贞无德，是含沙射影地对天皇的批评，它在暗示，天皇在政治上已经败给尊氏。 因为建武政权没有满足社会各阶层的要求，没有消除社会不安，而尊氏重建武家政权的目标和政策却深得民心和军心。 民心军心的向背，单靠军事手段是不能扭转的，更何况军事优势已在尊氏方面。 在政治路线上，正成同天皇的分歧早在“中兴”之初就已显现。 1321年（元亨一年），天皇亲政伊始，采取若干开明措施鼓舞了正成，所以他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天皇的倒幕号召，支持了天皇。 实际上天皇搞那些开明措施，不过是用来收买人心、笼络不满幕府的武士的一种手段。 当打倒了幕府，实现了“中兴”之后，他的本来面目便立即暴露出来。 映入正成眼帘的是，天皇的腐朽生活，不合民意的政策，人民和武士的不满，社会的严重不安，还有新田派同足利派的尖锐对立。 这一切都使正成目瞪口呆，茫然若失。 《太平记古传》载，正成关心人民疾苦，推行善政，办了许多好事。 例如，为“拯救贫民”实行轻徭薄赋，允交规定税额的十分之二；为增加地利，发展生产，号召农民挖掘池塘，开发新田，贷给稻种，教导人民在山上广植柳树，在村里栽种桑树，制定有利于人民的善法；同情病人，设法予以医治。 “凡诸政事，皆为人民，而非为己。 ”他对自己从严要求，带头节俭，经常身着麻布衣裳，宴会菜肴仅一汤三菜，平食一汤二菜，住的是结构简单的芦苇房。 不摆架子，经常和部下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还一块儿下围棋、象棋，有时在一起演习武艺，狩猎放鹰。 加深了同部下的感情，赢得了人民和部下的尊敬和爱戴。 所以当他凑川之死的消息传来后，“河内、摄津、和泉、纪伊、大和诸国人民，就像听到亲骨肉死去的噩耗，家家户户都恸哭悲叹不己”。 像正成这样的人，怎么能会和建武政府当权派是同一路线上的人呢！1336年（阴）二月，他提出的同尊氏和好的建议及(阴)五月提出的迎击尊氏的方案相继被否定后，他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忧郁笼罩着他的精神。 他完全了解，“中兴”政权没有给社会带来光明，而现在又丝毫没有改变那些错误政策的可能。 人心已经向着尊氏，“中兴”政权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当他奉命率部为迎击足利军队前往兵库的时候，对弟正季说：“此次君王之战必败无疑”，“此次正成作为和泉、河内两国守护受命后召集军队，亲族尚有难色，何况国中人乎！此即天下背离君王的佐证。 ”正成奋力以求的是指望打倒幕府后在天皇新政下进行有利于社会的改革，现在希望完全破灭了。 怎么办，背离天皇吗？这是不能想象的。 “只要听说正成一人还活着，则圣运必兴”，这誓言至今仍萦绕耳际。 事到如今，看来“活着已经无益”，只有拚杀而死了。 有的人认为正成之死是一种“愤死”，以此来消除对天皇的不满。 如果真的是“愤死”，那么有的情节就不好解释了。 上面提过，正成早已料到这次战斗必败无疑。 仅就军事形势来看，敌众我寡，加以官军需要拥有一支足以对抗足利水军的水军，而这支水军当时是不存在的。 在估计到这些情形后，正成胸中形成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变地减少自己死亡后的败战损失，保存实力，以期卷土重来和进行持久战。 为此他在义贞前来求援的时候，建议义贞要在生田丛林布阵，意图是义贞可免遭包围，伺机撤回东都，保住主力部队，自己所部则死死缠住敌军，承担全部战斗任务。 如果是“愤死”，那就很简单，何必再处心积虑地考虑这么多后事！也有的人认为，正成为了扬名后世及子孙的荣耀，才不打算投降尊氏，而走上为天皇效忠死去的道路。 这是不符合正成思想实际的错误推理，正成不是那种人。 关于正成同尊氏的关系，请看《太平记古传》中的一段记载：尊氏在箱根之役大败义贞而大举西上的时候，曾遣使致书正成，提出给正成以几内、南海十一州之地及近江、伊贺、伊势三国管领之职，换取正成的支持。 正成当即回绝说：“请（使者）速归。 尊氏兄弟夺取天下的野心，我三年前就己看穿。 即使把日本全都给我，我生命在，岂能换义。 我毫不羡慕尊氏的不义富贵，厌恶之至。 ”正成之死的真因，从他的一些言论中可以找到。 他说：“纳谏用臣，是明君也。 共进共荣，臣之道也。 不纳其言，不用其臣，则或死或退或隐，是贤臣之道也。 ”又说：“今日方为我方，明日即加入敌方，或今日方为敌方，明日即加入我方，此皆不怀义故也。 吾正成以天下之君为主人，以义为己任，心无死生、荣枯、毁誉，从我者宜体此心。 ”甚至他说：“到了末世，即使对待像夏、殷之君也要始终无二心”，“不应只追求功名，要一心为义而死”。 这些言论表明，在正成的道德观中，“君臣大义”高于一切。 一旦进入君臣关系，不论是非曲直，为臣者对君主都不得怀有二心，被抛弃时要么死去，要么隐、退，即使对待夏桀殷纣那样的暴君昏君也只能如此；为君主效忠、卖命是“君臣大义”之所在，“贤臣之道”的体现。 后醍醐天皇就曾大力鼓吹朱熹的“三纲五常”和“大义名分论”，用以激励“朝臣气节”，为他的“中兴”事业卖命。 有些学者对正成的“忠义”是不是宋学的“忠义”有争论。 在我看来，正成是不是玄惠的门徒，他的“学问”是不是宋学，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重要的事实是，他是一位忠实的儒徒和封建教条的坚决捍卫者。 因此之故，正成的悲剧就在于他既不同意天皇的复旧政治路线，又要无条件地效忠天皇，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 最后还是违心地但又是自觉地为天皇死去，成为“大义名分论”的牺牲品。 楠木正成，有洞察时势之明，有军帅之才，有决行大事之勇。 登上历史舞台，短暂六年，兵马倥偬，驰骋沙场。 首举义旗，扼赤坂，守千早，以少胜多，促进反幕军兴，奠立倒幕基础，军功卓著。 为人品德无可非议，爱民爱军，不贪富贵，不计名利，无个人野心，远胜尊氏、义贞。 然而儒家说教、封建忠君观念、武士道思想迷住心窍，自觉地但又是违心地为后醍醐天皇死节，在路线是非上打了败战，为历史的发展帮了倒忙。 对正成，不同朝代，不同人士评价各异，有褒有贬。 褒则捧之为“大忠臣”、“军神”，贬则毁之为“反贼”，大抵这些都
各位能提供一下左权的资料吗？革命战士
网络知道里也有“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 1905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 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5军团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第一局局长和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严密细致的参谋业务，扎实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彭的赞扬。 1940年秋，协助彭德怀指挥著名的百团大战。 1941年11月指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行黄崖洞保卫战，经8昼夜激战，以较小的代价歼敌千余人，被中央军委称为“‘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他还“是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从1939年至1941年，他撰写了《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40余篇。 左权为创建并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为八路军的全面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名将阵亡，太行山为之低咽，全党为之悲痛。 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文韬武略功勋著 赤胆忠心英名长——纪念左权同志诞辰100周年（一）左权同志文韬武略，赤胆忠心，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与壮大，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的历史功勋。 左权早年投身革命，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1905年3月15日，左权出生于湖南醴陵县黄猫岭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青少年时期，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1915年正在小学读书的左权得知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当即写下“毋忘五九国耻”的标语，在村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袁世凯的宣传。 读中学时，他参加了校内由中共党员领导的社会问题研究社，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常和思想进步的同学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并立志从戎，决心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变革中国社会而努力。 1923年冬，左权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主办的广州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1925年2月，左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参与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团结进步的青年军人，与国民党右派及反动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3月，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同年秋被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在司令部卫队营任队长。 攻鄂军改编后，任卫队营的连长。 在广州期间，左权积极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斗争和军事行动，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周恩来的提名表扬和苏联军事顾问的传令嘉奖。 是年12月，左权作为优秀的革命军人，被程潜、林伯渠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秋，他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0年6月，左权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编红军第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为培养红军干部、保卫闽西苏区、推动红军参谋工作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1年12月，左权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第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 之后，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左权任该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后任军长兼政治委员。 为教育改造起义部队，他努力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逐步转变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在赣州、漳州等战役中，他率部英勇作战，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指挥艺术。 1932年6月后，左权相继担任红军学校军事教官、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局局长、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参与指挥红1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占领施秉城、攻打腊子口等一系列战斗，并多次率领部队执行佯动任务，掩护红军主力的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1936年5月，左权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与政治委员聂荣臻一起率部参加西征作战，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11月他与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7年2月，左权调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对红军部队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红军改编和出师抗日做了必要的准备。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出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后曾兼任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随同朱德、彭德怀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协助指挥八路军进行战略展开。 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由山西临汾地区向晋东南挺进途中与西犯日军遭遇，左权亲率总部特务团仅两个连200余人的兵力在府城阻敌，与数千余日军激战四昼夜，掩护了总部机关和群众的安全转移。 4月他参与筹划、指挥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巩固、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7、8月间，朱德、彭德怀先后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左权受命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全盘工作。 在此期间，他根据中央军委和朱、彭的指示，指挥八路军胜利地粉碎了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举围攻，进一步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持召开了由八路军总部、第129师和中共晋冀豫区委参加的主要干部会议，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及时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他积极协助朱、彭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指挥八路军分别进入山东、冀中、冀南和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各抗日根据地。 作为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为八路军的各项业务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38年12月和1939年6月，他先后主持召开了八路军晋东南部队参谋长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制订并完善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健全了司令部的工作机构。 与此同时，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从1939年起，他先后三次协助八路军总部组织整军，并注重对部队官兵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0年8月起，他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就毙伤俘日伪军4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遏制了国民党的投降逆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协助彭德怀领导敌后军民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和精兵简政工作，为敌后军民逐步渡过难关奠定了基础。 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7岁。 为了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从此左权的英名便镶刻在中国的地图上！（二）左权同志勤于思考，刻苦钻研，根据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实际，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为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左权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研究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思想。 左权强调，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军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坚持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役战术上的速决战、战略上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消耗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的统一；要实行正确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避免孤军作战；要争取战略、战役及战术上的主动，善于发现、创造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同时应发扬自己的优点，消灭自己的弱点；注重发挥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使其积极有效地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在组织战斗时，要灵活地使用兵力，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组织各种力量参加战斗；一切军事行动都应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有密切联系；军事斗争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密切结合，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能只顾打仗而不进行积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积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于保存力量等。 左权注重从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根据我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战术原则。 他指出：要经常地把眼睛看着敌人，了解敌人，保持经常充分的战斗准备；必须建立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多打战术上的歼灭战；要积极主动地寻求战机与敌作战，特别是向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作战；除特殊情况外，不进行单纯的防御作战和持久作战；要加强战斗保证，严密侦察警戒，封锁消息，坚壁清野；必须善于利用地利、天候等自然条件，经常以小股兵力接近敌人，侦察与扰乱敌人；无论大小战斗，都应有周详之考虑与计划，以期必胜，不应仓促应战；保持部队的神速与秘密，提高与发扬战斗发起之突然性，出奇制胜；要集中兵力，以优势兵力突击敌之弱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作战中要英勇顽强，连续作战，一鼓作气地歼灭敌人；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进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进攻，不可留恋无把握的胜利，不要与敌打相持不下的阵地战等等。 左权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强调必须按照新型人民军队的要求来建设部队。 关于建军目标，他提出要“建设铁的党军”。 他批驳了军队是“超阶级的”，“军队不应该干涉政治”等错误观点，指出：我军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绝对领导，并且坚持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必须能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必须有较高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平；必须有铁的纪律。 关于军队的教育训练，他认为既要重视军事教育，更要重视政治教育，又不能忽视科学文化教育。 军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官兵的军事技能及战术水平，政治教育主要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而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是“增进一切知识之钥匙”，“了解自然科学又成为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必要基础”，所以加强官兵的科学文化教育，对于提高战斗力，对于建设强大的军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必须反对轻视政治工作的态度”。 因为政治工作保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部队在政治上的质的优良，保障了部队的团结和巩固，发扬了官兵的牺牲性和创造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 关于司令部建设，他提出要以“建设政治工作之精神来健全各级司令机关的组织与工作”；严格司令部条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强参谋人员的教育与训练，提高其业务水平。 关于后勤工作，他强调了其在建军上的重要地位。 “军队组织越复杂，技术越发达，后勤工作的地位也越重要”；没有健全的后勤工作，“就没有正规军”，“就不会有前方的胜利”。 后勤工作总的任务是：保证军队一切物质需要，以物质的保证，巩固军队，提高战斗力，战胜敌人。 因此，要巩固后勤工作的各种制度，健全后勤部门的组织与工作，提高后勤工作人员的素质，处理好后勤机关与司令部、政治机关的相互关系。 左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开展有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 他说，民众中蕴藏着“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要善于将其“发掘出来”。 因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光靠我们有多少军队，军队仅是战胜敌人的一个力量，“主要的还要依靠民众的力量”，把军队的力量与民众的力量有机地统一与共同地发挥出来，“这是最伟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也是争取战争胜利“所最依靠的”。 左权强调，在革命战争中要“广泛地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把一切无组织的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要密切配合，组织各种不同性质的民众武装，开展广泛的民众性的武装斗争；加强民众的军事教育，给民众武装更多的帮助与培植，使其学会革命战争的方法与艺术；加强民众战斗性的组织与训练，提高民众斗争热情，使民众的革命斗争与军队行动统一起来。 要动员民众，进行人民战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 同时，又必须体恤民力，合理使用民众力量。 要善于发动民众，又不能违背民众意愿与民主精神，不浪费民力；要能领导民众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但又不给民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 左权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提出要创造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军事科学。 左权认为，“军事是一种科学”，它的基础是社会经济条件，因而军事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样，一切军事思想也都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而变化的，并受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然而一定时间与一定地点的经济条件，是起着主导作用的。 虽然中国的军事思想随着社会经济而向前发展，但由于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及机械唯物论等错误观点的影响，从而严重妨碍了其进步。 为此，我们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观点”，创造“新的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以代替旧的思想”。 要创造中国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既不能从外国照搬，也不能凭空创造，而只能在中国一定的客观环境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使其“逐渐从斗争中产生起来”。 同时，要加强对战争经验、军事理论的学习与研究。 要学习马列主义及马列主义关于战争的学说，要研究我军长期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古今中外战争历史和军事理论，继承中国革命的传统，吸收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进步的优点，借鉴先进国家成熟的军事思想，从而把我国的军事理论推向前进，创造“中国光辉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 ”朱德曾指出：左权“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三）在近二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左权同志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左权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革命，并以坚定的信念、炽烈的热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 1930年夏，他在给大哥的信中曾写道：“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又表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为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许多日子彻夜不眠，有时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八路军总部下发的命令、指示、通报等文电，许多都是由他亲自起草的。 朱德回忆说：“就是在昼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是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都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 他在不断地解决问题，叮咛部署，起草命令，检查工作，甚至有时疲乏过度，梦中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左权同志这样工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从未要求过一天休息。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非分明，襟怀坦荡，顾全大局，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 左权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工作中有了失误，也从不推诿回避，勇于承担责任。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更是忍辱负重，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关系，一切以大局为重。 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因受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左权被说成有“托派”嫌疑，被撤销红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的职务，改任红军学校的军事教员。 尽管如此，他“没有苟安”，“也没有消极”，党无论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是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并尽职尽责地做好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 数十年后，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耿飚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写道：“作为他的下级，我们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一点感觉左权是蒙受不白之冤，受过委屈的人。 ”左权虽然长期地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受得住委屈，经得起考验，从未动摇过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始终如一地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直至血染太行。 他以崇高的党性，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贞；他以无愧的人生，证明了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名忠诚而优秀的好党员。 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美德。 左权一生酷爱学习，持之以恒。 他常说：“书本是知识的海洋，学习是进步的阶梯。 一个人不愿学习是可怕的。 ”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他仍坚持学习与写作，经他起草、撰写或翻译的文电、论著及译著就达数十万字，他的刻苦学习精神在全军都是有名的。 尽管左权地位高，知识渊博，对参谋工作十分内行，但他从不夸夸其谈，从不傲视别人，也从不突出自己，一直保持着谦虚谨慎的美德，遇事总是尽可能地征求多数人的意见，不搞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工作中有了成绩，部队作战取得了胜利，他总是强调广大指战员或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上级领导的正确，从不谈个人。 他为人清廉，生活俭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左权虽然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工作繁多，也很劳累，但在生活上却从来不搞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1939年八路军总部移驻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由于当地民房不宽裕，左权就住进了村中的一个破庙里。 冬天到了，破庙四面透风，战士们不忍心参谋长挨冻，要与他换一下住处。 可左权却说：“你们那房子里住着一个班，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让一个人住暖屋，叫十几个战士受冻呢！”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左权的身体逐渐地消瘦下来。 一次，炊事员将部队喂养的鸡杀掉炖给他吃，可是他却让炊事员将那只鸡送给了伤病员吃。 平时他身上穿的衣服、鞋袜，睡觉盖的被褥都是补丁贴补丁，从来不肯随意换新的。 在指导修建黄崖洞兵工厂的防御设施时，他经常在山上爬来爬去。 当他带的布鞋和草鞋都破得不能再穿，警卫员劝他换一双新鞋时，他坚决不同意。 他将已磨烂的布鞋的鞋帮撕下来，将其钉在补好的草鞋底上。 然后便穿上自己亲手做成的“新鞋”继续爬山。 战士们无不为其艰苦奋斗的作风所感动。 他关心部属，爱护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左权对自己严格要求，对战友、对人民群众却处处给以可能的关照。 一次，有位战士的爱人来部队，没有地方住。 左权知道后，就让他们夫妇在自己的房间休息。 到了晚上，他就睡在这位战士原来睡的草铺上。 总部管理科一副科长得了肺结核病，左权特别交代卫生部门要好好给他治疗，并经常带着自己舍不得吃的补品去看望他、安慰他。 左权还经常把分给他的缴获的营养品送给伤病员或值夜班的同志。 对战友，他关怀备至；对人民群众，他更是充满了真挚感情。 左权曾说：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离水的鱼儿难得活。 正是出于对这种军民关系的深刻认识，左权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 每当日寇“扫荡”时，他总是指示部队要掩护好群众安全转移；群众有困难时，他总是指挥部队竭力相助。 他带领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一起开荒地，栽树木，种庄稼，打水井，筑蓄水池、拦洪坝。 1941年敌后抗战进入到严重困难阶段后，他和彭德怀带领部队与驻地群众在清漳河畔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同群众吃住在沙滩；1942年春，他又和彭德怀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完成了清漳河中段筑堤工程，增加肥田400余亩，被当地群众传为美谈。 左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我们纪念左权同志，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就要学习他勇于追求革命真理，坚持党性原则，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学习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热爱党，热爱人民，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的良好学风；学习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怀。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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